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广西大明山(下)

各地人们对盘古的崇拜在地理上相连成片,形成了盘古信仰圈.盘古信仰圈的出现说明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百越民族中的西瓯、骆越和南越民族世居地都可谓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从盘古信仰圈的凝聚力出发,就地理、堪舆、图腾、敬祖、活化石、民俗等六个方面论证南朝梁任防<述异记>所记的南海"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的具体位置就在古代南海的中心区域广西桂中地区的大明山上.具有显赫景观形象和浓厚礼法含义的广西桂中大明山其人文地理特征与南朝梁任防<述异记>卷上所记录的"亘三百里"的"盘古氏墓"相吻合,古代西瓯骆越世居地的广西大明山是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盘古国文化遗迹的实证考察——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四

南朝梁人任昉《述异记》记载:“古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今南海盘古氏墓,亘三百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祠,今人祝祀;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为姓。”长期以来,对于任这一地理方位清楚、地点明确、内容翔实的记载,被一些神话研究者视为“伪作”而忽略不论或避而不谈。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在《述异记》中所记载的桂林郡及盘古国故地——来宾市及其相邻地区发现有大量的盘古庙,当地壮族民间至今仍流行对于盘古的信仰与祭祀之俗,保留有许多盘古地名和“以盘古为姓”的居民,印证了任昉《述异记》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进而实证了珠江流域是盘古神话的发源地,珠江流域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是盘古神话的始创民族。     

壮侗语民族创世神话是盘古神话的主要来源——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六

盘古神话分为开天辟地、垂死化身、兄妹结婚再造人类三种类型。根据南朝任日方《述异记》关于"南海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词"的记载,以今来宾市为中心的华南两广地区是盘古神话最早流传的地区。徐整是三国时期吴国掌宗庙礼仪之官,为朝廷做沟通人神、编写纬书(即以神学和民间信仰附会儒家经义,编写成书,其中保存不少古代神话传说)之事,今两广地区属吴国范围,把华南珠江流域壮侗语民族创世神话编入纬书之中,是自然的事。壮侗语民族开天辟地、垂死化身、兄妹结婚再造人类创世神话可能就是盘古神话的主源。     

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

作为西瓯、骆越族群的后裔,壮侗语族群历史记忆渊源久远,壮侗语族各民族作为单一民族地位的确立,并非只是现代政治建构的产物,而是对被遮蔽的潜隐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认.针对西方"族群建构理论"对中国民族识别的"他者"解读,我们有必要强化基于"我者"叙事的族群记忆,同时,更需面向未来,整合瓯骆族裔的文化力量,建构富有生机活力的文化系统和人文世界,维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延续.     

盘古文化寻踪--盘古文化考察记之二

广东属岭南地区,历史上是盘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至今仍保存着许多盘古文化遗存。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的盘古文化遗存,是历史上生活在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先民越人所开创,与珠江中上游的盘古文化同属于一种文化体系;汉族迁入该地区后,接受和吸收了原住民族创造的盘古文化,使之得以世代传承下来。而肇庆市的盘古文化以及盘古祖殿里供奉的“狗头人身”(盘瓠)塑像,则是由历史上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瑶族所开创,是瑶族信仰和崇拜的图腾。     

广西来宾市盘古文化的考察与研究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伟大开端的一个不朽的像征。但我国先秦秦汉时期汉文古籍中没有盘古神话的记载 ,三国时代徐整《五运历年纪》中始有盘古神话。南朝任日方《述异记》记载 :“桂林有盘古祠”。 2 0 0 3年 9月来宾市文化调查组在调查中意外地发现古桂林郡 (县 )即今来宾市境内至今仍有盘古庙 ,人们仍在祭祀盘古 ,民间有盘古神话传说和歌谣等 ,并有以“盘古”命名的村庄等地名 ,“盘古”即壮语“磨刀石”“葫芦”的汉字记音 ,从而印证了早在 2 0世纪三十年代茅盾等著名学者提出的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的广西、广东少数民族地区 ,秦汉以后才渐渐北传的推断。考察研究证明 ,中国有自己的创造世界的神话 ,而且内涵丰富 ,源头清楚 ,脉络清晰 ,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 5 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的 ,是多元一体的文化。     

华南-珠江流域盘古神话的北传——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二

中国有关“开辟创世”和“洪水遗民、再造人类”的故事传说,分为南北两大系统:以中原的女娲、伏羲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北方型神话系统和以珠江流域的盘古兄妹故事为代表的南方型神话系统。本文通过对《述异记》最早记载的“南海中有盘古国”“桂林有盘古祠”的历史分析和实地考察,阐明盘古神话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盘古国”,三国时传于吴楚间。东晋道教理论家、炼丹术家葛洪闻交趾出丹砂而求为广西勾漏令,后止于广东的罗浮山修道、炼丹、著书,在《枕中记·众仙记》中首先把盘古列入道教神谱,奉称“盘古真人”,尊为开天辟地“元始天王”,又称“三皇”、“五帝”“皆其后裔”,便把原秦汉文献所载北方远古神话无开天辟地之神给予填补,加以整合使之衔接,将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从而构建了中华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盘古神话也就随着道教渐渐在北方流传开来。而中原一带有关盘古神话故事表现为再生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充满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也正是导源于葛洪把珠江流域原生型的盘古神话加以整合使之道教化的混融性产物。     

追问盘古——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一

盘古神话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的汉文古籍中均没有记载,直到三国时代才出现在徐整的《三五历纪》中。盘古神话源自何处?源自什么民族?这是近百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及以后将陆续发表的系列研究文章认为,盘古神话来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两粤(广东、广西)地区,来源于华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     

壮侗语民族的创世神话及其特征——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五

包括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黎等民族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族。壮侗语民族中有丰富的创世神话,包括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化身创世神话和洪荒时代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这些创世神话具有原始性、共同性、普遍性、体系性、序列性和延续性的特征。壮侗语民族创世神话的这些特征与考古学发现的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以至文明时代都有古人类活动,并且与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序列性及一脉相承性相吻合,也说明了壮侗语民族是这些神话的创造者。这些神话可能就是盘古神话的主要来源。     

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

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论盘瓠、盘王非盘古——盘古神话来源问题研究之九

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盘古即盘瓠,二者音相近,所以盘古是由盘瓠演变而来。事实上,二者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神话传说与信仰,盘古是开天辟地、化生万物和再生人类的创世始祖;而盘瓠和盘王是瑶族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     

盘古研究发展轨迹与"盘古国"的新解读

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有关盘古神话古籍记录四大家的学术特色,20世纪盘古研究先行者,回顾20世纪盘古研究之发展轨迹及其四大特点,1949年后少数民族学者崛起及其学术贡献,21世纪盘古研究之前瞻及三个发展趋势,评价覃乃昌、覃彩銮等《盘古国与盘古神话》12点学术成就。     

白马藏族的白马老爷信仰及其地域文化认同功能探析

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奉的白马老爷神祇,其原生形态为有形的山,此生形态为部族英雄。实际上,这两种形态均为神话学上的想象,这种想象实际上是基于生存的关照。如果说神山是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主义思考,那么部族英雄则是白马先民对政治拉锯战的生存状态的考虑。在村落语境中民众基于物质或精神的诉求进而对白马老爷进行了多重形式的文化展演(祭祀),其不仅满足了民众的现实性需求,也形成了以白马老爷神祗为中心的跨地域信仰圈,与此同时也建构了白马人的族群边界和社会记忆。     

从宗教学看壮族布洛陀信仰

壮族布洛陀信仰属于原生型巫教,可称为原生型民族民间宗教,它与壮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壮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布洛陀信仰的活动在社会批判运动连续不断的年代,曾一度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宗教理论的改进和宗教政策的宽松,由于社会对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重视和对民间信仰的关注,由于布洛陀信仰研究的开展,壮族地区布洛陀信仰开始了它的重建的过程。以广西田阳敢壮山为中心,壮族民众自发地恢复布洛陀祭祀和相应的文化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并得到学者的理论支持和政府的理解。这种民族信仰重构现象,表现了壮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布洛陀信仰的旺盛生命力及其对新的时代的调适能力,如引导得当,会丰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推动两个文明建设,充实壮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文化的挪用：西南少数民族信仰变迁中的基督教影响

基督教在西南少数民族的传播过程中,少数传教士通过挪用神话与民间传说的部分内容,将基督教元素植入受众群体地方文化,或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改写基督教经文,建构新的心理构图与信仰内容,实现了基督教的本土化。     

The fertility integration of Mexican-Americans across generations: confronting the problem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The manner in which ‘third generation’ Mexican-Americans are identified, predicated on self-reported ethnic identity rather than grandparental nativity, is imprecise and potentially confounded with later genera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egree to which this imprecision accounts for the stagnation found in many past studies of integration, including fertility integration. We use data from the study Immigr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Metropolitan Los Angeles (IIMMLA), which includes questions on grandparental nativity, to construct a better-defined third generation. When IIMMLA data are aggregated into the commonly measured third-plus generation, the findings show a pattern of slow intergenerational-fertility integration, similar to previous research us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or other data with third-plus generation measures. However, when we consider a third generation identified by grandparental nativity, evidence emerges of a faster fertility decline, bringing the third generation's fertility more in line with the native-born population as a whol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onclusions about integration based on third-plus gener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regarded with greater scepticism and support efforts to include in surveys questions on grandparental nativity to enable the isolation of a genuine third gene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with immigrant origins.     

心灵传承视角下壮族布洛陀信仰的当代重构及其意义

当代壮族布洛陀信仰的重构,在其世俗化建构的表象下,其重建、复兴、重释、变异等过程都是在心灵传承机制的整合作用下进行的;壮族布洛陀信仰的重构,对后现代语境中民族传统信仰的复兴与重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启示和典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