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反思

中华民族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从一个自在的实体变成一个自觉的实体,各民族既有高度的同一性,又自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同一性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保证,而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在当今时代,中华民族要发展,就要重视自身文化的民族性,也要认清文化的先进性,保持理性的态度,去追求能够带来和平安宁和文明的真正智慧。     

“九一八”后“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讨论

"九一八"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问题时,一些人把目光聚焦于"中华民族意识",认为只有培养和提高国民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并提出了种种培养和提高国民民族意识的建议和主张。尤其是针对当时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或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的民族意识,他们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团结,培养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而非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性,并接受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思想。这是"九一八"后知识界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有利于揭露和挫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而且在"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价值探析

为了应对新时代不同价值观的挑战,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所在。正是基于民族的政治价值,中华民族概念得以提出并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7年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但忽视了民族价值也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来充实才能应对社会变化的、潜在的冲突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统一民族的共识价值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方面重新审视,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上更重视开放性价值、更重视爱国主义的实践价值、更重视同胞之间的关联价值、更重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范价值。     

民族复兴与民族精神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是党的十六大在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方面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民族复兴仰赖于民族精神的支撑,民族精神只有以民族复兴为指向,才能体现应有的时代价值.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动员具有政治动员不可替代的价值功能,因此,我们必须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任务.     

论忧患意识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增强忧患意识是当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党所肩负的伟大任务的客观要求。要正确认识忧患意识,树立科学的忧患意识,树立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本职,真抓实干。     

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兼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话语表达

自晚清发端的民族复兴观念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至九一八事变后形成广泛的民族复兴思潮,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复兴之道。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除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民族前途外,在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严重民族危机背景下,将近代以来独立富强、社会转型进步等民族复兴的主题具体化为对抗战建国、民族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思考,发表了诸如《抗战建国论》等大量时论文章,从抗战建国、民主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复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看法,形成了抗战背景下独特而丰富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国民党人直接运用“民族复兴”话语不同,中国共产党及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抗战时期虽也不时使用“民族复兴”、“中国复兴”等话语,但更多的是运用“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等来表达他们的复兴之思。话语表达的差异,反映出的是特定历史环境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国民党信奉的理论的不同以及由此选择的民族复兴道路的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侯外庐坚信通过抗战建国尤其是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政府才能实现全民族的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也才能够复兴。抗战时期侯外庐的民族复兴思想积极呼应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抗...     

习近平关于民族复兴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基于对“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的创造性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取得重大进展,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新的趋势,提出了关于民族复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包括系统论析民族复兴的生成逻辑、深刻揭示民族复兴的所处方位、科学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透彻阐释民族复兴的科学内涵、明确回答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突出指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等。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民族复兴、怎样实现民族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习近平关于民族复兴的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创新性、实践性等特点,蕴含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引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指南和精神灯塔。     

“九一八”后的抗战民族复兴思潮

"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中国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积极宣传自己的民族复兴理论。其中,抗战民族复兴的各种理论,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股思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必然诉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它主要包括强国、富民、公平、和谐四个层面的基本内涵。强国梦是前提,富民梦是基础,公平梦是关键,和谐梦是归宿。实现了强国梦和富民梦,就为实现其他梦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公平梦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旨归,实现和谐梦则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至美追求。中国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国强与民富的共同期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兴邦与为民谋利的高度统一;体现了全国人民对公平与和谐的良好期盼,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塑造平等中国与和谐中国的高度统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预期,彰显了共产党人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的高度统一。     

新时期党的民族复兴思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理想追求,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追求;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标志。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以现代“中华民族”概念为思维基础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有关话语,大约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它包括“危机即转机”、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为其内在依据和自信根源、坚持抗战并争取胜利为其前提和关键等多方面的内容。“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在抗战期间的流播,不仅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危亡关头迫切需要自信的特定心态特征,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的现代认同,并参与促成了党派利益和狭隘意识形态的现实超越,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广泛建立和发展的深沉的精神基础,其影响延至于今。     

试论孔子"仁爱"管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仁爱管理思想,是孔子在弘扬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哲学。孔子以仁爱为核心所建构起来的管理思想,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长期持续的繁荣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本以及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仁爱管理思想中所蕴含的超越时空的管理价值,对弥补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的缺陷,挽救现代人的精神和道德失落、调整情感孤独、自我封闭等心理失衡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仁爱管理思想在融合现代西方管理文化的基础上必然会形成一种适应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文化。     

民族音乐复兴之路探索

文章分析了中国民族音乐几千年来兴衰起伏的原因,提出了应从体制、音乐创作与演绎方式、经费投入、媒体引导与宣传等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与创新,以应对新形势下,文化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推动我国民族音乐的复兴。     

圣贤教育拯救危机——《群书治要》的圣贤教育思想与民族复兴中国梦

《群书治要》作为唐初著名谏臣魏征及虞世南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汇集了千百年古圣先贤治国的智慧、方法、效果及经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指南。此书为拯救当前社会道德危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构筑民族复兴中国梦、对现代人尤其是领导干部修身治国,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世纪版《新英汉词典》魅力探源

成书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新英汉词典》以与时俱进的品格,经过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的修订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本文透视了这部广受欢迎的双语词典的魅力所在：收录新词,赋予旧词以新义,适应了全新的时代;释义准确、例证精当,适应了新世纪读者的新的需求;增删了部分附录,增强了词典的实用性。     

以人为本的生命价值理念

每个人都拥有生命权,它是人权理念的最高体现。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由于利益损失可事后进行补救或赔偿,故在特定情况下为了集体利益而暂时牺牲某些个人利益,是完全合理的。但生命则不同,人的生命是惟一性的、一次性的、不可逆的,生命的代价是无可补救的。对于任何人来讲,自己的生命价值都是无限的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生命价值具有终极性。在生命价值之间,没有可比性,因此不能说多数人的生命高于或贵于少数人的生命。这就决定了即便是为了营救更多的人,也不得主动故意地杀死少数无辜的人及危险共同体中的个别人;同时也决定了在遇到生命权的冲突时,社会既应允许当事人做出自我牺牲,也应允许拒绝这种牺牲,实施自救。这就是站在以人为本之基点上的有关生命价值终极性的道德论证。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形成缘起、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国家安全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所不容忽视、必须面对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分析总结国家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形成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一种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涵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智慧,生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安全思想。其核心要义在于从全局角度对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际安全,以及军事、文化、社会安全进行整体部署。新时代深入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利于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构筑和平稳定的国家安全环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全球化与社会主义价值复兴

我们认为,与其把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拓展,归结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的价值性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从马克思关于资本向外扩张的全球化后果的经典回顾,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历史的反思,从全球化时代两制竞争的新特点到中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展望社会主义价值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