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筠辞赋略论

吴筠既是唐代著名高道,也是杰出的辞赋家。他的赋歌颂了闲适恬淡的隐居生活,展现了崎岖坎坷的修道历程,对现实世界往往也具有批判的精神。他的赋蕴含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忧世情怀及向往山林、追求逍遥自由、希求延命成仙的道教文化意蕴,对当时的假隐之风也进行了批判。同时,还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及丰富的道教哲学思想。在语言表达方面,善于化用或引用前人语句、篇名入赋;在赋的表现方式方面,善用比兴手法,不愧为唐代卓有成就的赋家。     

唐代谶纬文化探微

谶纬之学源于两汉,是原始迷信与古代科学和儒家精英文化的杂糅.谶纬之学在汉末作为一种显学已日趋衰微,但作为影响封建统治者和一般大众的思想和心理构成,仍长期存在.在唐代,谶纬或被道教和农民起义领袖所利用,或与帝王、政治相关涉,谶纬文化不仅影响了文学和自然科学,还反映到唐代谶语墓志、佛寺卜签等盛行的唐代民俗里.     

汉代赋家与史家关系论略

汉代赋家与史家集于一身者达26名之多,对汉代赋与史书的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史家之赋,多用故实,善作古今对比,历史感强.赋家之史,保存了大量赋作,描述了赋的发展流变的轨迹.赋家、史家知识结构相通与汉代人强烈的尊史意识是赋家、史家多集于一身的重要原因.     

论谶纬对《汉书》的影响

谶纬是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班氏父子皆通于谶纬之学,且<汉书>形成于谶纬鼎盛时期,因此<汉书>自然多受谶纬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汉书>将"尧后火德"思想作为揭示西汉一朝兴衰的主线,此外,<汉书>颇重灾异与祥瑞.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谶纬是<汉书>神化汉代帝王、丑化王莽的重要媒介,谶纬往往被视为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从叙述层面来看,<汉书>对谶纬颇有兴致,不仅记载了许多谶纬的源流,还详细描述了一些符命的具体内容和形态等.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

依据文献史料,分析了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间的关系、谶纬对汉代都城文化的影响。分析认为,西汉末士人欲以迁都解＂更命＂之危机,王莽欲迁都以应谶纬;光武修旧都以证其承＂尧后火德＂之正统,却导致了人们的迁都之念;明帝时人们怀疑都洛不应天命,于是迁都之议再起;董卓以图谶为由迁都长安,曹操迎天子于许昌,曹丕应图谶而代汉。分析还认为,迁都思潮往往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往往与权力之争和政权变迁密切相关;受谶纬天命思想影响,都城不再仅仅是行政区域的代称,往往成为天命的象征。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试论汉赋与礼乐

兴礼乐促进了汉赋的繁荣,汉赋则是礼乐的重要载体。赋家赞美兴礼乐之行为,批评背礼乐之行为。礼的表述方式影响了汉赋的铺陈。赋家运用讽谏,与大臣进谏之礼有直接关系。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女作家笔下城乡相遇的两种向度——王安忆《富萍》与铁凝《哦，香雪》比较研究

城乡冲突的实质在于空间冲突，即两种文化形态以政治的名义进行权力博弈。王安忆的《富萍》和铁凝的《哦，香雪》是当代女作家书写农村题材的重要作品，两篇作品尽管篇幅不同，但表达的内容却有相似之处。《哦，香雪》勾勒了原生空间被侵入后的诗意现场，主人公香雪一心向往乡村外的世界，却在看与被看之后沦为他者；《富萍》是漂泊者的史诗，主人公富萍走进城市却不被城市所容，命运在城市与农村间辗转徘徊。香雪是富萍的前身，香雪在没有成为富萍之前保留着淳朴的本真，当现代文明裹挟着香雪的灵魂，以不可知的未来和高贵的文化形态相要挟时，迫使香雪们由内到外地转变为漂泊的富萍们，富萍们看似无根却立场坚定充满进取地漂泊着。女作家们的互文写作，呼唤一种城乡共生的良性文化的出现。     

魏晋的乐赋及当时的看重清音之风

魏晋时期的乐赋为咏物赋中一大类.魏晋乐赋的兴盛前所未有.魏晋赋家在乐赋中表现出看重清音的风气,他们认为清音以"和"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具有飞扬飘逸的性格,空灵闲雅的意趣.清音不是孤立地对魏晋文人产生巨大吸引力,而是与浊音相因相济共造艺境,不过由于清音的主要特征在魏晋文人看来颇为符合他们的情趣,所以主张处理好清音与浊音的相因相济关系,以更加显示出清音的美好来.     

内容完备 观点深湛——评龚克昌等教授的《全三国赋评注》

《全三国赋评注》共收录三国时期(含建安时代)赋作53家,282篇(含残篇、存目)。这是第一部将三国时期所有辞赋作品进行全面汇辑、校注、评析、研究的重要著作,具有鲜明的资料性、学术性和开创性,是一部"嘉惠后学""泽被广远"的典范著作。     

巴人占卜用域考

巴人是一个巫风浓郁的民族,巴人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根据民族、地域、物产等特点,创造了丰富的占卜文化,占卜用域广泛,涉及到城建、祈雨、制盐、丧葬等诸多领域。研究巴人占卜的用域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巴人的占卜文化、信仰文化及与其它文化的交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明末清初西湖小说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

明末清初西湖小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鲜明的移民化倾向:主要人物形象中移民比例很大;多正面形象;有着深厚的怀旧情结与同乡情谊。其原因有:战争移民与经济移民的大量涌入;大量文人(包括小说家)因宦游、谋生而寓居杭州。人物形象的移民化倾向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