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敦煌历史上,自东汉中期以后,连续一千多年间,敦煌豪族一直是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决定性力量。他们垄断地方经济,左右地方政治,直接影响着敦煌历史的发展。笔者以为敦煌豪族始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其理由已在拙作《东汉时期敦煌豪族的形成》一文中讲明,这里不再赘述。本篇仅对曹魏时期敦煌豪族的膨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作一些探讨。 据《三国志·魏志·仓慈传》记载,太和中(公元227——237年)仓慈任敦煌太守以前,敦煌的情况是“大姓雄张”,“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东汉末年以来,敦煌豪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土地已高度集中于豪门大族之手,社会阶级矛盾空前严重和尖锐化。 促使敦煌豪族迅速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 首先是当时的敦煌地区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安定局面客观上保护了敦煌的豪族。东汉后期,政治黑暗,中国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统治者不顾一切,拼命镇压了这次农民革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东汉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略论

东汉士族的形成发展,以及文学的日趋繁荣,造就了一批文学家族。这些文学家族或由士人累世为官、累世经学营建家族势力而成,或由外戚豪族、素封豪族或皇门豪族培养家族文化传统或习经成为儒家士族而成。相较魏晋六朝,东汉家族文学明显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相较西汉父子两代的文学相承,东汉家族文学却在不断发展。这反映出文学的一个历史进程,为家族文学在魏晋六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南齐的天下秩序与东亚地区的政治运作

相较于晋、宋,南齐的天下构想更侧重于承认现实政治格局。就东亚区域而言,南齐通过除授周边君长以官、爵而建立的政治秩序对各政权具有约束力。百济借南齐天下秩序阻扰了倭人主导半岛南部的战略意图,排斥了倭人豪族的在朝势力,同时还以"内属"的方式整合百济内部豪族、王族、汉人流民等诸种势力,成功重构了政权,这正表明南齐天下秩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内涵。天下秩序之公共性的彰显正是南齐的时代特征之一。     

赤壁之战新论

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是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统一,赤壁之战即属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表面看来,赤壁之战是封建地主军阀集团之间的一场大搏斗,如果我们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则会看到它是东汉末年社会结构发生局部变化而引起的强烈震荡.而这种震荡的震源,则是来自封建生产关系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量变,不但从经济上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构成,而且由于地主世家与豪族地主势力的膨胀,从政治上影响了东汉封建政治的权力结构,提出了权力再分配的需求,构成了东汉社会结构震荡的深层原因.东汉地主阶级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从身份性来说,有身份性的地主世家、有非身份性的豪族地主和一般地主;从其对政权的关系来说,有统治阶层、有非统治阶层.因此,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利益集团、各层次之问的斗争也显现出多层面、交插性特点.在统治阶层中有外戚与其它地主世家利益集团的斗争,也有外戚与宦官的斗争;统治阶层与非统治阶层     

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画“周公辅成王”与汉代政治

以"周公辅成王"为题材的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等地。周公辅成王的史实涉及幼主、权臣、宗室三个方面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周公就已被视为圣人。西汉时期,霍光和王莽都曾在政治上效法周公。霍光是比附周公的正面典型,而王莽则是假托周公的反面例子。到了东汉,官方更突出周公"圣师"的地位,并与兴学重教结合起来。"周公辅成王"汉画在东汉的出现与两汉的政治分不开,也同鲁地信仰周公的传统相关。     

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

生产关系中的土地所有制、政治关系中的等级制和社会关系中的宗法制,是封建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所以,封建社会可以概括为土地所有制社会、等级的阶级社会和宗法制社会。这三个主要特征,渗透到地主阶级内部,形成了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的结构,而豪族地主则是其中的一元和一个阶层。对豪族地主的考察,既要分析其地主阶级的共性,也要看到其阶层个性。豪族地主是宗法封建性大地主,有强烈的剥削性。但又是经营性地主,是残酷的压迫者,但又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不具特权身份,是非身份性地主和非统治阶层。这就是豪族地主的两重性。本文着重分析豪族地主两重性中的后者,时间跨度主要在汉唐间。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浅论王符的社会批判与贤才主义

<正> 王符(约公元100—170年)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后期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哲学家。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大肆进行土地兼并,广建田庄坞堡,横行乡里,政治黑暗,吏治败坏,社会危机四伏。王符一生隐居著书,讥评时政之得失,揭露豪强劣绅的贪婪秽恶,不愿人知其名,所以,名其所著之书为《潜夫论》。《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约十万言,涉猎的范围和领域相当广阔,论述到了哲学、政治、经济、历史、道德、法律、宗教、文学、人才,甚至军事等各个方面。它虽非东汉后期的百科全书,但确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东汉祭祀中的乐舞

较之于西汉,东汉的祭祀乐舞体系更系统化、规范化。东汉建立乐舞伊始就以复古为总的指导方针,但它是以王莽元始改制时所建立的制度为蓝本。单就体制而言,东汉祭祀乐舞分为郊祀乐舞、祭祖乐舞和其他祭祀乐舞三大类。郊祀乐舞大体与西汉元始时期相同。祭祖乐舞,东汉历代帝王有所兴作。由于东汉提倡节俭,故东汉各皇帝的庙乐制度与西汉大不相同。关于其他祭祀乐舞的记载并不很多,我们只知其有乐舞,不确知为何。从总体来看,东汉祭祀乐舞的建设分为光武帝草创时期和明帝之后的完善期,其中,汉明帝时期是东汉礼乐制度建立的重要阶段。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东汉

公元二十五年，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采用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特别重视丧葬礼仪，祭祀先祖。刘秀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把豪族注重祭祀祖先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运用到陵寝制度中。东汉陵园四周的建筑也与西汉相异，不筑垣墙，改用“行马”。通往陵冢的神道两侧速置后雕生的先例，更进一步显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建制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并发展了。     

论王莽土地法律制度的改革

王莽的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历来众说纷纭,争议很大。本文从西汉中后期土地法律制度的流变入手,研究了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内容和命运,试图以尽量翔实的史实说明,土地兼并,是封建制度自身所不能解决的顽症。王莽土地法律制度改革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

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李小树东汉王朝是在长期动乱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王莽时期的天下大乱，数十年兵连祸结，留给这个新兴王朝的不仅是“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极端残败凋敝的经济，还有“群雄竞逐，四海鼎沸”的剧烈动荡着的政局①。然而，...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张之洞整饬吏治的思想与实践

张之洞是清末政府倚重的权臣。他不仅廉洁自律,还致力于整饬吏治,提出了一套整饬吏治的思想和原则,并付诸实践。张之洞整饬吏治的思想和实践,既对当时腐败黑暗的官场产生了一定的纠弊之功,也为我国当今整顿干部工作作风及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和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考与借鉴。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