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格尔》与蒙古人民英雄史诗传统

英雄史诗《江格尔》是一部巨型民间口头创作。它最初产生于我国新疆卫拉特蒙古人民之中,后来逐渐流传到我国、苏联和蒙古三国的蒙古语族人民中,并在各地的流传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已成为这三国蒙古语族人民共同的珍贵文学遗产。除此之外,《江格尔》还在毗邻地区突厥语族的图瓦人和阿尔泰人中有一定的影响。《江格尔》就是这样在一处产生,以四面散射方式流传和发展的巨型英雄史诗。《江格尔》产生发展于古老的蒙古英雄史诗或阿尔泰语系民族史诗传统的基础上,因而它继承了古老的史诗传统,并与《玛纳斯》、《阿勒帕密斯》等英雄史诗,成为阿尔泰语系人民史诗的高峰。本文着     

彝族史诗《梅葛》的传承方式研究

梅葛的传承方式是口耳相传。传承形式可分为纯正传承型的与原始宗教信仰粘合在一起的毕摩的各种祭辞的传承;另一种传承形式是因时而变、融入生活与世俗生活相结合的歌手演唱的创造型。史诗在展演与流传的口头程式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在文法,而非书面文本的规范性。《梅葛》没有文字的记载。毕摩、歌手皆是靠耳听心记史诗的内容曲调,在各种展演场域反复演练,形成以传统为取向的"大脑文本"。     

苗族史诗《亚鲁王》叙事特征及文化内涵初探

将广义的叙事学方法运用到《亚鲁王》文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亚鲁王》是典型的东方史诗,结构上又兼具南、北史诗的特点。叙述特征是以复沓方式讲述单纯的内容,极写主要人物的仁慈、善良和责任心,以及亚鲁王一族行为的合理性和迁徙的艰难,其类型为"苦艰史诗"。史诗体现的与土地万物亲密关系及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不以蛮勇称强的文明气息,不仅属于苗族更属于整个华夏子孙,是"农耕民族的苦艰史诗"。其叙事中表现出的极其珍贵的契约观念和平等意识,也是独特价值之一。     

《诗经》史诗古今研究大势

在诗经学中,史诗概念的出现比怨刺诗、情诗、农事诗和燕飨诗等概念的出现要晚得多.《诗经》中的史诗是“五四”以后学者们运用西方的诗歌艺术理论研究《诗经》的新的发现.自从有人提出《诗经》中存在史诗以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极大兴趣.这不仅是由于这些诗歌的重大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直接关系到在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西方学术理论界曾经流行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史诗.这种偏见以黑格尔为代表,他认为在东方各民族中,只有印度和波斯才有一些粗枝大叶的史诗,“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式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史诗”观念的中国接受与中国“史诗”审美传统的生成

自史诗概念传入中国,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争论成为中国文论和美学界的一道独特景观,姑且不论究竟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汉语史诗,也不论汉语史诗和西方意义的史诗的差异,史诗观念的传入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发的创作实践层面的史诗性书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文学到影视,从精英文学到大众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涌现出不同形态的史诗性书写和史诗性审美,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中国已然生成了“史诗”审美传统。从“史诗在中国”到“中国的史诗”的转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身份认同乃至国体的寓言。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展演的仪式及信仰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史诗王国中内容最为丰富、个性最为鲜明且卷数最多的史诗,历来被世人所关注。其魅力不仅通过史诗文本体现出来,作为承担表演责任的史诗歌手也是其丰姿的主要载体。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且已无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却仍以活的形态被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史诗歌手,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史诗《格萨尔王传》成为"一枝独秀"的文坛奇葩。鉴于史诗歌手对史诗及史诗传承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史诗歌手表演的仪式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探讨史诗歌手表演的文化内质与功能。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诗经》:中国第一部大史诗

从前，人们认为西方有史诗而中国没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诗经》虽然与史诗有不同风格，其基本特点却是相似的，只是如同伏尔泰在《论史诗》中所说：“谁要是考查一下所有其它各种艺术．他就可以发现每种艺术都具有某种标志着产生这种艺术的国家的特殊气质。”中国先秦大史诗《诗经》因看它自己的制度与风俗，以某种类型的社会自己的思维样式，用形制宏伟的诗歌形式．比历史更为深刻地记录人类生产斗争和生活斗争。《诗经》所收的诗，从地域看，有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地；从作者看，上至公卿大夫，下至普通百姓；从内容…     

《诗经》“威仪”说

《诗经》中"威仪"一词有三个义项:一指礼容,二指符合礼仪节文的言行表现,三指能起表率作用的言行、德行。在《诗经》中,威仪都与德行有关,被认为是道德精神的表现。威仪的这种用法在《尚书》中也存在。金文资料中,威仪用例含义和传世文献中的用法一致,着眼于道德精神层面的内涵,认为威仪是守礼、有德的表现。春秋以后,威仪逐渐固化为礼制,成为儒家学者十分重视的问题。     

论《苗族史诗》中的图腾神话

根据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口头流传而整理的《苗族史诗》,是我国的一部著名创世史诗。这部博大宏富、汪洋恣肆的作品曲折反映了苗族远古社会的种种情形,其中有关于古代苗族图腾崇拜的生动记述。苗族文化的独特规定性,决定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苗族远古神话大量融入到创世史诗之中。《苗族史诗》中的“古枫歌”和“蝴蝶歌”的图腾生人神话,有着一种特殊意义的、别具一格的形态,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春秋》中的“空白”叙事:“阙文”与“不书”

"阙文"与"不书"为《春秋》中"空白叙述"的两种表述形态,前者是一种"待书写",后者则是指向"空白"的"已书写",而非"未书写"。"待书写"、"已书写"、"未书写",笔者实已对《春秋》本文作出对于"空白"三态之区分。"阙文"语出《论语》,被孔子用来指称史官、书写与传统的关系;"不书"则系出于三《传》,用以解释《春秋》中的"赋义"何以与无形之文的"空白叙述"有关。因此,《春秋》中的"空白"状态是可以被解释的,三《传》后学能在"不书"与"阙文"之间进行"空白"态为"待书写"或是"已书写"的意义认知转换,就是最好的例子。自书写学上对《春秋》本文中"空白"形态的研究是重要的,不仅是对"空白"三态的区分,尤其是对"阙文"与"不书"的区分,它暗示了早期有一种书写行动,在这行动中有一种"空白"意识之察觉,却没有诉诸"文字"之有形;它更是一种特殊的"书写"立场:一旦我们在《春秋》"上下文"间揭示出一种"空白叙述"时,"空白"也就与有形符号一样,也是一种书写符号,必须加以阅读及解读。     

“以人为本”的文化批评理论的生成与建构——兼论《关雎》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文本解读较为重要的视角。《关雎》作为《诗经》首篇,历来是儒家经典释读的批评对象。在归纳分析儒家阐释《关雎》经典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以人为本”的文化观念为视点,剖析《关雎》文本所蕴藉的文化内涵,进而可以总结文化批评理论的具体实践方式。     

中国古代史诗考索

中国古代有没有史诗?目前学术界还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涉及该用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古代诗作是否史诗的问题,对此进行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史诗源于希腊文的Epos,它是产生在古代希腊的一种用叙述、模仿的形式,采用六步韵、英雄格写作的一种诗歌体制,经常演出于群众集会,更多的是在行吟诗人中口头流传。最早使用史诗一词的是亚里斯多德,他在《诗学》中把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划分为史诗、抒情诗     

安大简《诗经·葛覃》篇“穫”字的训释问题

徐在国《〈诗·周南·葛覃〉"是刈是濩"解》认为,《诗经·周南·葛覃》篇"是刈是濩"句中的"濩"字,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当为"穫"。然而考察《诗经》"是A是B"句式,可知徐氏所论实为误解。综览《诗经》文法,并结合中国古代纺织史,可知《毛传》以"煮"训"濩"乃先秦旧义,并无不当。传本《诗经》历经汉代以下经师校理,汇合了古代学者研究的精华,在出土文献《诗经》的整理中,必须充分利用其成果。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

古典史诗具有"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两种形态。"口诵史诗"集中出现在西周初年,具有吟诵性、教训性及叙事性特征;而舞蹈史诗则从周初的"大武乐章"一直延伸到唐代,并与宗庙祭仪紧密结合,具有表演性、戏剧性和诗乐舞综合性的特征,是古代雅乐的重要组成,是天地、祖先祭仪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舞蹈史诗具有与口诵史诗不同的表现力,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史诗的民族特性。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比较研究

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比较研究郎樱《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是我国著名的三大英雄史诗，也是世界史诗宝库中的瑰宝。这三大史诗是典型的东方史诗，它们具有区别于西方史诗的共性；与其他东方史诗相比较，我国三大史诗与它们也不尽相同；由于这三大史诗分属于不同的...     

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