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军国民主义”

近年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若干成就,相对而言,近代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则仍然接近于空白.虽然我们的近代前辈留下的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并不多,但如果认真发掘、总结和研究,不仅会丰富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今天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军事理论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20世纪初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军国民主义",就是近代历史上值得注意的军事思想之一.本文将评述"军国民主义"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 一、从"拒俄运动"到"军国民教育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

在近代知识建构过程中,再没有比"主义"这个词更具有代表性了,各种思潮、各种观点都是以其名义得以传播。这些"主义"最早多出现在欧美,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其蓬勃发展期。将词缀"-ism"对译为"主义"是日本人所为,而且早期的许多"主义"是经由日本舶来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具体例子就可以知道日本的汉字译法是如何炮制的,而且是通过什么渠道在清末的中国得以展开并流行的。这里不容忽视的重要媒介当然是报纸杂志。通过《清议报》里"主义"使用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作为近代知识资源的一面,而进入民国后的知识传播,报纸杂志和近代辞典《辞海》的诠释、采录也为"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后,除去日本要素外,中国人对"主义"的翻译和创新更是别具特色了。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问题”——乔纳森·休斯对西方生态主义的批判

西方生态主义认为,马克思"按需分配"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理论没有看到"自然的界限",对生态问题"视而不见",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反生态的。休斯明确反对上述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然的界限看做是"人对人自身的限制"投射到了自然当中,在此情况下,自然的界限才能够不作为"界限"而存在。用人自身的自我限制来取代外部自然界限的限制,是休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休斯围绕"生态问题"界定上的争论,批判了西方生态主义者的抽象伦理观的道德说教做法,捍卫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

试论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争对立中的同一范耀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人们一般是将它作为绝对对立的状态论述的。挑起论争的胡适更是被认为“思想荒谬,态度横蛮,理由薄弱,逻辑不通”;甚或认为他“流毒最广”,是“最狡猾的敌人”;“投入到...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

(一)叙论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论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们的榜样,而且集中了一大批新的材料,对于写作中国思想史的新途径,有了很好的基础,这种贡献是很大的,而且路线是正确的。我这篇论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天人合一”说。很明白的提出“天人合一”说的是西汉早期思想家董仲舒。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武帝因此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他们两人之间的问答,有总结封建前期思想史的作用。若就思想史的趋势说,董仲舒的天人相与说是倒退的,若就“有征于人”与“有驗于今”而言,仲舒的思想是能够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的。在董仲舒以     

学派与学术——关于“王权主义学派”及其思想的争鸣

<正>编者按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与重要组成部分,为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所关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化、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的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丰富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我国著名学者刘泽华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学术理论体系,即从王权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历史,力图抓住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核心和主题、主旨、主线,揭示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玄机"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密码",清除阻碍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暗礁巨垒。王权批判理论获     

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及其证成

<正>南开大学以刘泽华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群体,早已引起学界之关注,笔者也曾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为题,给他们写过评论1。但是,在看到他们集体撰著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出版的时候,还是再次激起了我的景仰之情。该著的出版,使"王权主义学派"有了更具标志性的成果,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有效性也再次为更系统的思想史研究所证明。在该著出版之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辩护——“进步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的异质性勘定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应当予以摒弃。缘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来讲,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也总是借以"进步主义"来指责马克思的虚妄。对此回应需要追问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定的"进步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进步主义"?马克思是"进步主义"者吗?如果是,那么它与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那个"进步主义"是否一致?从后现代主义对"进步主义"批判的内在机理中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线性"进步主义"的历史单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命意中的历史目的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是一种"进步与灾难"的辩证法与线性的"进步主义"都是相异质的,因而,以"进步主义"来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论尼采对叔本华意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叔本华断言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决定了他的哲学是意志主义的。但他认为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主张抑制意志直至否定意志以摆脱痛苦,这使他的哲学又偏离了意志主义。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对他背离意志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哲学的所有问题上都充分肯定意志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了一个思想一贯的彻底的意志主义体系。     

陈独秀“取消主义”问题辨析

取消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一种达到背弃党的地步的机会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不相容的。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其中也不乏错误的主张,但他的错误并不是取消主义性质的错误,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错误或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的教条主义错误。     

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审思——从当代“天下主义”论争说起

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可分为"内圣"派与"外王"派。"内圣"派主张以心性为发用,建构"天下主义"制度;"外王"派强调回归王道,以古代礼制文明为"天下主义"的制度参照。两派的思想之争可溯源到先秦时期孟子心性之学和荀子礼制之学的分歧。孟子的"天下"思想以"民贵君轻"为基础,其"主体"是"天民";荀子的"天下"思想以"礼三本说"为核心,其"主体"是"礼制"。孔子"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君子",他所奠定的"仁内礼外"的思想雏形,直接影响了孟子和荀子"天下"思想"主体"的阐发。孔、孟、荀"天下"思想的"主体"是当代政治哲学的"精英"、"公民"与"制度",最严格也是最完美的政治公正标准应当是:一个制度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它是多数人都同意的制度,并且多数人中至少包含了多数精英。孔、孟、荀在先秦时期所奠定的"天下"思想的"主体"之别开启了当代"天下主义"的论争,也内涵着化解"天下主义"论争的思想资源。     

梁启超作为“保皇派”报人的新闻史辩伪

传统新闻史通常认为,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一度堕落为"保皇派"报人,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通过梳理梁启超先生在戊戌政变之后的思想理路,我们很容易发现,梁氏虽在名义上成为保皇党的领袖,但其思想却与"保皇"思想大异其趣。在这一时期,他积极鼓吹自由主义、倡导民智民权、主张"破坏主义",放弃保教思想,而与康有为在政见上龃龉不断,乃至分道扬镳。梁启超从未与正宗的"保皇"思想和光同尘,他始终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卓越的思想启蒙者和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问题与方法——五四“问题与主义”之辨析

五四运动前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当时影响广泛,或许对于今日解决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亦有借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是关于"问题与方法"的争论,胡适批判纸上主义、理想主义和外来主义的矛头对准的是教条主义,胡适批判教条主义的方法恰恰是杜威的实效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教条主义与实效主义之争,或者更准确说是教条方法与实效方法之争。胡适并非一般地反对主义,而是反对将主义教条式的应用。借用"中体西用"的说法,胡适的观点可以说是"问题为体,方法为用","问题为体,主义为用"只是一个幌子,因为他所推崇的实效主义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历史语境主义作为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价值与限度

历史语境主义(Historical Contextualism)是当今西方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政治的视界第一卷:关于方法》(Visionsof Politics Volume one:Regarding Method)一书中对传统的历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这一方法不仅是思想史的方法论研究,而且为哲学史的方法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以该书作为主要文本依据,通过分析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方法及其理论对手,探寻其作为哲学史研究方法所具有的价值及限度所在。     

“社会连带主义”之谬

"社会连带主义"的名称始于法国,但中国不是从法国直接引入,而是借自日本。该词作为汉语,因为不能充分表达法文的法学原意以及未能在中日两种文字之间进行必要恰当的转换(翻译者硬生生地直接把日文汉字照搬进来),导致"社会连带主义"这一纯粹日文法律术语在中国本土使用长达一个多世纪,且不止有一个叫法,对学人们造成理解困难、误导和混淆,所以笔者从相关各国语言出发,结合该词的法学原意,提出将"社会连带主义"的名称修正为"社会协作主义",统一称谓,以使名称和内涵更好地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