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注宋诗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宋人注宋诗是"以史证诗"方法运用的典型,这首先表现为采用了编年笺注体例,并附以诗人的年谱。其次,在释诗时,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展现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触发诗歌创作的事因,并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考其本事,准确地解释其含意。     

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

唐代诗文总集、别集和选集,大都经过编纂者或作者本人的精心选择和取舍,通过"编码"功能,将信息传递给受众,体现出鲜明的传播意识;唐代文人别集的编汇,属于比"行卷"更完整、更成熟的个体传播活动;唐人在诗文集中全面引入序文,使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接受与传播双重功能、沟通作品与读者的桥梁作用的二级传播媒介.     

玉溪诗流变述略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尤以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成为“诗家之途辙”,“古人之总萃”。后人衍其一绪,自可名家。李商隐得杜甫真传,比不上其影响深远广泛,但“衣被后世”,也是代代有人。固然,此种影响和沾溉,时续时断,或好或坏,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但后代诗人学习他,或于时风上补弊纠偏,或在艺术上博采兼收,除宋初西昆体和清初崇晚唐形成宗派外,余皆吸取一二优长,融化生新,自创一格。他没有杜甫源远流长,但承传繁衍之一脉宗绪,始终不绝如缕。唐人别集杜甫、韩愈、柳宗元外,世人笺注之最勤者,也无如李商隐,清以来三百余年大约十余     

谁拥有过去——兼谈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史学在西方一些国家取得了长足发展。法国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大众记忆、公众史学、应用史学等概念,近年来又多提对过去的运用、对历史的运用,尤其是在"记忆、遗产、认同"三部曲中体现历史的政治用途。这种将历史和社会结合或者说强调历史的社会职能的做法,是法国史学的传统内容之一,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近四十年来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与一些因素相关,例如1968年以来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历史教育的"危机"。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大量的"历史记忆"作品,以及创伤的视觉化则是公众史学的重要表现。公众史学和学院史学共享权威,然而在目标读者、写作原则和信息选择等方面各自存在不同的着力点。     

再论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

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的基本文体特征。唐人传奇的虚构特征,唐人传奇对私生活感情的关注,唐人传奇对自然景物的钟情,唐人传奇的第一人称限知叙事,唐人传奇的“藻绘”与“文采”,凡此种种,无不取之于辞章,或者说主要取之于辞章。我们将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界定为传、记的辞章化,即旨在从理论上确认这一事实,以清晰地勾勒出小说史的一个发展阶段。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张鷟小说的审美特征

张鷟是唐代小说初兴期较有影响的一位小说作家,他留下的小说作品主要有<游仙窟>和<朝野佥载>.本文通过对他的这两篇小说的分析关照,认为其创作的总体审美特征一是题材情节上的求"奇",一是艺术表现上的求"美".这种对于"奇"与"美"的主动追求,是唐人小说审美特征在唐人小说创作初期初露端倪的明确表征.因此,对张鷟小说审美特征的探讨为研究唐人小说审美倾向在初兴期的形成和表现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论梁启超前期史学的时代特色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奠基人,其前期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第一,表现为强烈的经世性,与中国人民两大历史任务交相辉映,是爱国的政治史学和改革的政治史学;第二,表现为它的创新性。梁启超是中国运用西方新学理创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但梁氏史学理论的建构,是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加以融铸使之中国化,并在实践运用中加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挥;第三,表现为它的开拓性。梁氏是中国近代广泛论述中西方历史的第一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唐人宰相观念转变与宰相政务官化

自开元十一年(723年),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由三省制转变为中书门下体制,固定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成立,宰相职能日益政务官化。至贞元、元和年间,中书门下取代尚书省成为国家常务的主要裁处者。宰相职能的转变,导致唐人心目中宰相观念的变化。三省制下,宰相的决策职能不被强调,突出的是任相者本职事官的形象。中书门下体制下,为了避免宰相权力过度膨胀,宰相反而被描绘成为"论道之官",而非政务裁决者。但是,作为"论道之官"的"无所不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宰相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真实写照。唐代后期,宰相扮演了被咨询者、亲躬细务者和任使者多重角色。唐人宰相观念的变化,正是宰相职能在唐代官制演变过程中政务官化的结果。     

外朝化、边缘化与平民化:帝制中国"近官"嬗变述论——以郎官系统为研究个案

帝制中国的"近官"大体沿着"由内及外"和"由高及低"两种趋势发展与嬗变,具体表现为近官外朝化、边缘化、社会化与平民化的过程与特征。"外朝化"是一切"近官"演变的基本过程,而不同的"近官"在嬗变中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路径,这尤以郎官系统的演变为典型。在郎官系统嬗变过程中,郎官之首长——光禄勋和中郎将的演变又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光禄勋的演变主要呈现了外朝化与边缘化的过程与特征;中郎将在外朝化的过程中集中表现出了地方官化的特点。社会化与平民化是以郎官为代表的帝制中国近官嬗变的最终归宿。传统中国的近官在历史的承袭与变异中不仅有其历史的渊源,还存在着内在的动力机制、制度机理和路径依赖。     

论《诗经》范式对唐代别集义例的影响

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之句逗露出了唐诗绍续《诗经》的意识。从载籍史料来看,《诗经》对唐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内在精神上,中唐以后部分文士的诗文集义例实际也自觉规仿《诗经》。《诗经》别称"诗三百",而中晚唐人编订的诗文集以及用于行卷的小集之篇目也往往以三百篇为限。此外,唐人集名如《唐风集》仿十五国风、唐诗诗题摘取全诗首二字、诗集中雅诗独立分卷、联章及篇题小序模仿《毛诗序》的文本结构,从中皆能看到《诗经》范式在唐人别集义例中的影响。     

在后现代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史学的思想价值

中国史学史研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科学史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当作真理标准,以之重塑中国史学传统,给它化上时妆.而后现代主义把"现代"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加以相对化,让我们多少能换一种眼光来看中国传统史学,把它从科学吏学的"镜象"中移出,让它在科学史学的对照下显出"新意"与"个性",给现代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另类启发.作者力图给出几个例子,以引起讨论与思考.     

史学、史识与史观——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

张振珮先生的《史通笺注》是《史通》注释史上第一部完整的现代注解,其学术贡献体现在史学、史识、史观三个层面。第一,对《史通》文字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校定,对《史通》文本作了周备详审的注释,重新建立起《史通》研究的文献地基;第二,清晰阐发了《史通》的史学内涵,并从体系性的视角出发诠释具体文句,使一部史学理论专著真正在史学理论层面得到解读;第三,《史通笺注》含蕴着张振珮先生本人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观念,历史地求真,对于今日的文史研究而言仍具重要的启发意义。     

伪史学与历史法西斯主义

在韩国政府推行的韩国历史教科书国定化过程中,伪史学者们利用政府的支持试图将他们所认同的没有依据的历史叙述贯彻其中,并对韩国史学界展开了猛烈批判,其言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排他性,表现为一种"历史法西斯主义".因此,目前韩国历史学受到"国家权力的不当干涉"和"伪历史学的攻击"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在这种夹缝中把握均衡并克服冲击是摆在韩国史学者面前的沉重课题.     

唐集奏敕文献编次研究

唐人在遵循《文选》诗、赋、文序次,"诏令"位列"奏议"前的义例基础上,对"奏敕"文献的卷目设立与编次进行了调整.《权载之集》首次设立"奏议"独立类目,《白氏长庆集》则将最直接凸显官僚士人立言垂世的献书进言奏议放在了"奏状"类文献的首篇.进入宋编唐集视野,以宋敏求整理《李卫公别集》与《颜鲁公集》为例,"奏议""表章"类文章占据"文"类文献的首要位置.又宋编《元氏长庆集》与《唐文粹》总集,"表状"类文献调整至"制诰"类文献之前.通过考察唐人文集中"奏议"文献在类目设立、首篇意图、卷次调整等层面在唐宋时代的变化,呈现唐宋士人对奏议文献政治内涵重视程度逐步加深的历史过程.     

从汉魏六朝杂传到唐人传奇——关于唐人传奇渊源的再思考

唐人传奇之出现,一方面源于志怪的精致化、文章化,另一方面则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有关。正史之外的汉魏六朝杂传,由于与史的疏离状态,较少受到正统史传撰写规范的束缚和制约,从而在不自觉中走向了小说,孕育了传奇的胚胎。如果说志怪主要在题材方面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开拓方向的话,那么,杂传则主要是在文体方面为唐人传奇提供了基本范型。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当前历史学研究的内在困境与外部危机

对于中国史学界而言 ,目前的繁荣并没有使历史学真正走出困境。历史学的困境与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史学的内在困境与误区 ;二是史学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谓史学内在的困境与误区 ,主要是指实证研究的过度化、庸俗化与理论污染化。所谓史学与现实间的紧张关系 ,首先在于二十余年来社会变革对史学研究的巨大冲击 ,其次是史学与史学研究者相对贫困的物质困境 ,再次是纯学术的史学研究成果向一般社会知识的转化过程受到严重阻碍     

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

公共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性,对公共史学之公共性的认识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传统史学为参照,公共性表现为专业史学家之外人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共领域;二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本身,其公共性表现在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表现途径、服务对象(或成果去向)等环节;三是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必须坚守真实性原则、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