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水神研究

楚简资料和文献记载的对证表明,楚人所祭祷之水神并不限于江、汉、雎、漳,另有"江"、"大水"、"大川"、"汉女"、"湘君"及"湘夫人"、"大波"、"淮河"、"曲池"等,北方常见的"河伯"、"玄冥"、 "罔两"和"水上"、 "溺人"等厉鬼,亦偶享祭祷.楚地水神的祭祷巫术,包括沉玉和沉牲两类,没有超出一般的文献记载.楚简中的"昭告大川",则是新见的水神祭祷记录.经过秦汉帝国的文化大一统,南方楚地的水神最终纳入到全国祭祀系统中.尤其是汉代,江、淮的享祭地位明显抬升.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禭·赗·遣——简牍所见楚地助丧礼制研究

吊丧和助丧是古代丧礼中的重要环节 ,助丧活动包括、、赠、含、赙、奠等名目。本文对楚地出土的遣策和书进行排列 ,并在剥离两者的基础上 ,将楚地的丧葬简牍与礼经的文本记载进行对比复原 ,认为遣策登录的内容包括自备明器、死者生前旧物和他人三个部分 ,但又绝不只是这三者的总和     

礼仪与民族化--论退溪以后礼的民族化进程

礼是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和法则,是各个时期政府制定典章制度的根据.宋明理学家重礼并开创礼学的新时代,朱熹是其代表人物.退溪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家,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而逐渐韩民族化,也即创新的过程,其基点是"缘人情"而制礼.退溪与栗谷被后人称为性理学的"双璧".其礼学思想是以持身明理为要旨,事亲要孝,丧制当依文公家礼,祭礼以尽诚敬之情.栗谷门人金长生、金集父子对礼作了精深研究,使礼的韩民族化进程趋于完善,而礼义经世说是其思想特色,形成了李朝性理学的礼学派.礼学派实是性理学的践履派、实用派,其思想特点是民族性、创造性、时代性、仁情性,体现了退溪以后礼学家对于礼的解释学特点.     

医籍文献中的楚地"巫觋"方术研究

传世文献中关干楚地的"巫觋"之风盛行的记载,在出土医学简帛文献中得以印证.通过对简帛医籍的文化分析,在楚医学的早期阶段"巫觋"方术在巫医族群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楚文化中医、巫的社会角色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其中病占、禁忌、禳除等多种方术夹杂一起,是楚医学早期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     

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

中国古初文明社会的丧祭礼仪本为一种宗教性的仪式 ,儒家对它做了新的理论诠释 ,使之发生了一种理性或人文的转变。儒家指出 ,作为丧祭目的的“慎终追远” ,其出发点皆本于孝道亲亲。丧祭礼根据“称情而立文”的原则设立 ,表现了亲亲的内在性与尊尊的普遍性规定之统一与连续。情文的统一规定了丧祭礼仪的本质 ;情文的连续则表现了文明创制与自然之间的动态的历史性关联。重情、复古 ,由血缘亲情而返本复始 ,以上达契合于天地生物之本 ,从人的生命情态之自然等差性的内省与外推的成德历程中 ,建立超越的基础 ,这体现了儒家实现其终极关怀的基本方式。这种形上学的系统 ,是哲理而非宗教 ,但却内涵着宗教性的精神和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它给出了经由人的日用常行和自然情态生活而获得超越的一条很切实、有特色的道路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情深而文明：先秦儒家祭祖礼仪及其借鉴价值

自先秦时代以来,祭祀就贯穿着中国人的整个社会生活,与战争一同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家国大事。据现有儒家典籍记载,先秦祭祖礼仪主要包括丧祭、时享、祫禘三类。宗庙是进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在少数特定情况下,墓祭也是被允许的。儒家肯定人内心的真情实感,认为人们因哀痛思慕而制定祭礼。“称情立文”与“立中节制”是儒家祭祖礼仪立制的两个主要原则。礼是表达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形式,诚与敬是践履祭礼的两个核心要求。儒家祭祖礼仪以涵养个体道德情感与构建人文主义信仰为两大价值指归,这对当下公民道德修养与社会伦理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

本文对《论语》、《礼记》中孔子有关丧祭的语录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主张为敬哀为本、丧祭有度和推崇三年之丧。孔子这种＂慎终追远＂的丧祭观,与其以礼待之的生死观和敬而远之的鬼神观密不可分,但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则在于通过丧祭礼仪实现＂民德归厚＂的政治主张。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此处提出"以身祷之"说,认为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汨罗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以身祷之"是古代巫术,亦在楚地盛行,从屈原与巫的关系及楚国的巫风盛行看,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有相当的关系。正因为屈原"以身祷之",作为回报,故楚国人民祭祀他。     

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上博藏楚竹书《诗论·(串)疋》与《关睢》之辨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招魂》“像设君室”与楚简帛之“象”

《招魂》“像设君室”之“像”,前贤或解为法像,或解为画像,以顾炎武“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之推断最有见地。上博藏六《天子建州》“士象大夫之位”、“大夫象邦君之位”、“邦君象天子之位”之类记载,其“象”谓祭祀之设象。楚地出土的楚帛画以及西汉帛画对研究招魂之礼具有重要意义。据此由周代之“尸”到战国之“象”的礼制变革可以得到更为深入的认识。     

孔子礼学二重性简论

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礼学思想是其首要的部分。礼学,是指孔子在承袭和改造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前提下,对其损、益而形成的自己的一整套有关于礼的哲学观点。在春秋战国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下,孔子礼学思想的形成,既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又有保守落后的局限。对于孔子礼学的理论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予否定。在现代社会,对孔子礼学思想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考察,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代下,进一步拓展礼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