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研究

高铁建设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区域要素流动、经济活动开展和产业空间格局构建影响深远。深入考察高铁开通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对合理规划高铁建设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探讨了高铁开通引致第三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机制；立足高铁的时空效应，重点考察劳动力流动引致的知识溢出等效应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通过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的影响；不仅以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判断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还以间接效应衡量空间溢出效应的程度。考虑长江经济带高铁网络布局不平衡、经济发展存在差距、资源禀赋不同的城市高铁开通后引起的效应可能有所区别，分区域及细分行业研究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集聚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从劳动力转移视角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高铁开通不仅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亦明显促进了相邻城市的产业集聚。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的正向作用高于中部城市，对西部城...     

高铁开通对城市人口变化、流量经济集聚的影响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用差分回归模型分析了高铁开通对人口流动及与其相关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说,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城市的人口变化和“流量经济”的集聚;这种影响因城市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随着时间推移,早期高铁开通城市的“流量经济”集聚水平略呈倒U形变化。在高铁网配套建设中既要注意空间均衡投资、实现高铁网对经济地理格局重塑和人口合理分布的规划引导作用,也要注意短期内高铁开通引起的中心城市虹吸效应,避免低效率投资。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是旅游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必经阶段,为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熵值法、ESDA方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整体上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旅游产业集聚不仅能显著带动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交通改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均能不同程度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碳排放强度则显著抑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正溢出效应,交通改善呈现出显著的负溢出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     

“双碳”目标下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碳排放的机制及效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大规模投资建设高速铁路,“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基本形成。文章分析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可能的影响机制,并采用2003-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渐进DID模型和空间渐进DID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可以降低城市碳排放,且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集聚程度等机制产生的。高铁开通不仅会降低该城市的碳排放,还通过空间技术外溢降低邻近城市的碳排放。高铁开通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与城市的地理位置和规模有关。     

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特征研究

选定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集聚弹性系数、市场集中率和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对其空间集聚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基于行业和城市的双维度视角针对空间集聚程度、集聚弹性及区域分工等展开探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但各行业存在明显差异;高技术类别行业、中低技术类别中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均呈现出高度空间集聚;不同行业的工业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度变动的敏感性不同。区域内基本形成了以合肥、芜湖为核心层,其他城市为外围层的"核心-外围"二元空间分布模式;各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较为合理。     

基于EG指数的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研究

集聚状况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对于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EG指数法,从区域和部门两个层面分别对2000-2008年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重点阐释了我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变化的趋势及原因。研究显示：集聚程度随旅游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发生变化;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不能将集聚程度的提升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应该处理好阶段性集聚和扩散的关系;区位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会影响会集聚程度变化趋势。     

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的分析,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等3个指标对2014年福建省九地市制造业20个行业的空间集聚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发现福建省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现象显著,但存在优势产业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不同行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且整体集聚水平较低,以及区域之间产业同构化严重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进一步选取2005-2011年福建省20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对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同。基于此,提出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集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水平;(2)加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引导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提高主导产业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率。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对就业的影响

利用空间集聚指数法测度了2001-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分析了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平均地理集聚度较高且上升明显,它提高了产业垂直分工程度和产业规模,但却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同行业的地理集聚度及其变化对就业影响不同。初始集聚度高的产业一般就业密度较高,其变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初始集聚程度低的行业就业密度低,其集聚度的下降对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且趋于下降。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以旅游产业为例

选取我国主要旅游城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客运成本为纽带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集聚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此来检验空间经济学中运输成本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变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产业集聚变动及空间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在我国现阶段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以高铁建设为代表的质量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更加明显。基于此,建议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加强高速铁路建设,进一步降低我国综合运输成本,减少产业集聚阻力;提升运输服务质量,加快我国交通现代化发展进程,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高铁背景下京津冀旅游交通可达性变化分析

随着高速铁路（以下简称高铁）的全国性建设与运营,各地可达性格局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对城市群选择旅游发展战略、实现旅游系统联动、优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有着重大的影响.文章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为对象,研究分析了高铁开通前后各地旅游交通可达性的变化量和变化程度,并探讨了变化差异的原因和影响,为京津冀地区选择旅游开发重点领域、制定符合各地特点的战略目标以及开拓旅游协同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要素禀赋、资源约束与中国工业企业空间分布 ——以高速铁路开通为视角

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工业集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通过运行速度的提高改变着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城市之间时间成本的下降不仅通过加速可移动要素禀赋的流动影响其工业布局,而且重新唤起了不可移动自然资源对工业企业的吸引力,出现了今天中国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现象。高铁影响工业集聚与转移的机理是:中心区因要素禀赋优势会对工业产业产生集聚力,也会存在因拥挤效应产生的分散力,即"推力";边缘区在其自然资源的吸引下,会产生对中心区工业产业的"拉力",最终结果是中心区工业产业实现调整或升级,部分产业向边缘区转移或扩散;在中心区"推力"和边缘区"拉力"的产生过程中,高铁起到了加速和促进作用。将高铁开通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间的最短时间距离纳入实证检验中,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后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对工业分布的影响在加深;中国工业的转移路径按城市层级进行,一、二线城市工业发展更加依赖科技投入推动产业升级;三、四线城市受自然资源影响较深,正在承接一、二线城市的产业转移。     

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与经济协同发展——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为了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对其他城市发展的影响,以京津冀城市群为考察对象,选取区域内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以1995～2017年城市间的面板数据为实证样本,通过构建城市规模、高铁开通两个计量模型,并对模型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考察、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就区域内中心城市是引领带动还是产生“虹吸效应”,高铁开通对城市协同发展有什么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有影响,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以及土地规模的不同集聚导致这一影响效应不同,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对这一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 同时,高铁开通这一外生事件对城市间的经济协同发展也有影响,且高铁开通在城市规模对经济协同发展影响的路径中也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产业集聚度与对外开放水平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

基于2002-2012年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以产业集聚度与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就全行业样本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样本而言,在低或较低的产业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高集聚度区间内,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负。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伴随着集聚度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正面作用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为门槛变量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正向推动作用变得不显著;在对外开放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开始出现负向作用。这就要求合理引导、控制产业集聚度,并根据行业特点通过自主创新等措施以适应不同的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公路交通发展对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实现旅游产业高效发展的重要前提。以长株潭城市群8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使用2007—2017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借助DEA-Malmquist模型、自然断点法和受限因变量模型等研究方法,探讨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的时空互动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这对于全面揭示城市群内部旅游空间结构,促进旅游经济协同发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结果发现：城市群公路交通发展与旅游发展效率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且这类互动关系存在显著市域差异。具体表现为长沙、湘潭、益阳和娄底4市对旅游产业的高效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其他城市公路交通建设与效率间协调程度不高。城市群公路交通、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对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未来,长株潭城市群相关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交通与旅游产业融合,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湖南省沿高铁站点区域旅游业差异性发展的思考

沿高铁站点区域旅游业的差异性发展有6大原则：基于自然资源条件差异的发展原则,基于人文资源条件差异的发展原则,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或投资和供给因子）条件差异的发展原则,基于生态环境条件差异的发展原则,基于景区景点及服务业结构差异的发展原则,基于省内差异和省外差异相结合的发展原则。基于差异性发展原则,湖南省沿高铁站点旅游业差异性发展要有相应的规划思路。     

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定量模拟与验证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探究我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发展态势以及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群的形成发育过程同样伴随着城市群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随着时间推移和城市间旅游产业的“竞合博弈”,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呈阶梯状攀升的演化态势。作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得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演化规律的几何表达式,并基于改进的钻石模型6项准则层构建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客观赋权法计算得出中国城市群各城市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分,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得出中国十九个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全局时空演化分析;最后使用模拟验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进行拟合验证进而探究中国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发展路径。通过上述研究,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在时间序列上呈阶梯式攀升态势,城市群中心城市不断与周边城市展开“竞合博弈”形成城市群旅游产业共同体从而促进城市群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但这种上升状态并不是严格规律性的,有时会出现不显著提升甚至下降的情况。截至2018年,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研究中将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划分为五级,随着时间序列变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级别均有所提升;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平均攀升速度为4.38％,其中国家级城市群的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高,地区级城市群次之,区域级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攀升率最低;中国城市群中以胡焕庸线周围的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最强,东部地区城市旅游产业竞争力要稍优于西部城市,基本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主的高竞争力城市向周围城市呈“阶梯式”下降。中国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函数曲线得到了实践验证,在城市群发展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可采用城市群旅游产业竞争力爬升规律的函数模型分析预测中国城市群未来的旅游产业竞争力。     

市场效应、政府行为与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空间视角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文章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测算了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集聚度,并进行空间全局与局部自相关分析,综合考察了福建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现状,将其区分为高集聚区和低集聚区.利用福建省丸地市相关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隐性知识溢出程度、城市规模、政府行为和FDI是福建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都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为此,文章根据福建省科技服务业的集聚现状提出了差异化“梯度集群”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