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佚书整理中的谶纬辑佚和研究

古籍佚文可分为今存书佚文和古佚书佚文。古籍整理工作中应重视古佚书佚文的整理。对古佚书佚文中的谶纬文献进行整理,应包括确定主据本和参考本、缀合与剔重、核校原始出处、补充佚文、点校注译等工作程序。而对谶纬文献进行研究,则应进行谶纬文献产生流传史、谶纬与经学的关系、谶纬与上古文化的关系、谶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典范初成:西汉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西汉是儒学文献体系初具的时期。一方面因惠帝"除挟书之律"、武帝"置写书之官"、成帝遣使"求遗书于天下",前代经典文献大量复出,为后世形成"七经"、"九经"甚至"十三经"打下了文献基础,也为汉世"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重儒和五经博士设立,儒家经典传授形成固定模式,大量解经文献涌现,在先秦旧有"传记"之外,西汉产生了许多反映经学"家法"的"章句"文献;也由于儒学及其经典得到重视,西汉还产生了神化儒学的"谶纬"文献。章句和谶纬在西汉曾经盛行一时,但终因太过曲学阿世和唯利是趋,而缺学术价值和传世价值,最终都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论谶纬对《汉书》的影响

谶纬是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班氏父子皆通于谶纬之学,且<汉书>形成于谶纬鼎盛时期,因此<汉书>自然多受谶纬影响.在思想意识方面,<汉书>将"尧后火德"思想作为揭示西汉一朝兴衰的主线,此外,<汉书>颇重灾异与祥瑞.从人物形象塑造来看,谶纬是<汉书>神化汉代帝王、丑化王莽的重要媒介,谶纬往往被视为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从叙述层面来看,<汉书>对谶纬颇有兴致,不仅记载了许多谶纬的源流,还详细描述了一些符命的具体内容和形态等.     

王嘉的道教与谶纬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勃兴,玄学盛行,汉代遗留下来的谶纬思想屡禁不绝,各种思想潮流异彩纷呈,互为交融,蔚为大观。著名术士王嘉就生活在这一时代,并深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他隐居山谷,潜修道术,兼通纬书,善作谶言,著有《牵三歌谶》(又名《王子年歌》)和《拾遗记》等作品。王嘉的道教信仰、谶纬思想在其传世著作《拾遗记》中有清晰地展现。《拾遗记》"记事多诡怪",从中可以发现大量的道教意象和符号,同时也能看到很多谶纬言论,王嘉在文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多种纬书中出现的符瑞现象,同时又引用道家的说法进行解释。其他文献也记载了著名道教预言家王嘉"事过皆验"的诸多事迹,这反映出魏晋以降,谶纬虽失失去了官定正统地位,但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并未失去其影响力,并以新谶言的表达形式出现。王嘉和他的作品《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谶纬话语、意象共生和相互渗透的极佳例证,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观察这一时期谶纬、方术、道教、史学各种思潮互动整合过程的窗口。     

谶纬乱经：东汉帝王与士人“天命”解释权之争

两汉时代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帝王对谶纬大力推崇,使得谶纬之说杂入经学,实则是帝王利用权术对今古文经学进行某种程度的驾驭与引导,使得原本因学术观点不同、学派异见纷争而展开的今古文之争,性质重心发生变化,转而呈现出士人为寻求官方支持、占据学术风气主流地位而争引谶纬、附会经义的现象;另一方面,谶纬之说的大量杂入,使得经学在整体上丧失了学术纯洁性与权威性,客观上造成了"谶纬乱经"的实际状况,最终使经学走向衰亡。帝王这种倡信谶纬、引导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的现象,背后存在欲以谶纬为手段,收归在西汉前期即已为士人阶层创设并持有的政权合法性解释的权力,以达到巩固集权统治的目的。     

谶纬文献的禁毁和辑佚

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谶纬文献自汉代形成后历遭禁毁，隋唐以后，散佚殆尽。而大量古籍注疏和类书的征引和历经明清辑佚诸家乃至近现代学者们的辛勤努力，谶纬文献又蔚为大观，为我们了解提供了条件。     

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

依据文献史料,分析了谶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间的关系、谶纬对汉代都城文化的影响。分析认为,西汉末士人欲以迁都解＂更命＂之危机,王莽欲迁都以应谶纬;光武修旧都以证其承＂尧后火德＂之正统,却导致了人们的迁都之念;明帝时人们怀疑都洛不应天命,于是迁都之议再起;董卓以图谶为由迁都长安,曹操迎天子于许昌,曹丕应图谶而代汉。分析还认为,迁都思潮往往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往往与权力之争和政权变迁密切相关;受谶纬天命思想影响,都城不再仅仅是行政区域的代称,往往成为天命的象征。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论谶纬对东汉文人抒情心态的影响——以《古诗十九首》为例

欲研究东汉文学,就不能回避谶纬。在面对谶纬与文学之关系的课题时,学者多从谶纬自身的文学价值方面,或谶纬与某一部作品;某一类文体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谶纬所内含的“天人相应”、“附会人世”、“抒怀表情”的因子入手,以《古诗十九首》为例,探究谶纬对东汉文人抒情心态的影响。     

两汉谶纬与泰山封禅

谶纬是汉代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谶纬在汉代的广为流行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兴起有关。谶纬后被统治者有意识的加以利用,其影响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汉代谶纬治国的特点在泰山封禅中得到明显的印证。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取《易纬》驳谶符：扬雄与谶纬学说

扬雄与谶纬学说关系复杂纠葛,之所以如此,源于＂谶、纬相同还是相异＂的历代学术公案。重新清理＂谶、纬论辩＂的史料依据,就会发现这一公案的真实面相：争论双方只是立足点不同,其实结论一致,即＂谶、纬＂内容有异、名称互杂。以此为前提,扬雄与谶纬关系的梳理就会比较清晰,扬雄是＂取纬驳谶＂,吸取《易纬》的宇宙生成理论、＂数字生成次序＂、＂易数的方位排列＂、＂卦气说＂等汉代学术资源,批驳＂欺世罔俗＂具有灾异性质的＂谶符＂。     

董仲舒的祥瑞灾异之说与谶纬流变

祥瑞谴告,在孔子思想中已有萌芽,但到董仲舒这里才上升到理论化的高度,在“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准逻辑化的论证。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祥瑞灾异之说的理论来源。祥瑞、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联,为政的好坏直接能够感召出祥瑞、灾异。流行于西汉末并兴盛于整个东汉时代的谶纬就直接继承了董仲舒的感应、灾异之说,在综合网罗了古代各种方术之后,竟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纬书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了董仲舒的文字。魏晋以后,谶纬的主流朝两个方向发展,或为道教、佛教所消化吸收,依托于一定的宗教形式而存在和演化;或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在民间信仰中继续传播和扩散,虽历经焚禁,但仍代有传人,好之者不绝。     

《正纬》与谶纬--《文心雕龙·正纬》篇辨正

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以“宗经”思想为指导,按经验纬,指出了谶纬的虚伪诡异、乖道谬典。然而,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还是不全面、不科学的,其对谶纬的批判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刘勰是以“宗经”而“正纬”,但是刘勰“正纬”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文”上。因此,《正纬》篇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的同时,又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充分肯定了谶纬的“有助文章”,提出了“酌乎纬”,这正是《正纬》篇作为《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一的意义所在。     

从《文心雕龙·正纬》看刘勰对谶纬的态度

刘勰对谶纬的态度，研究界曾经给予了较多的负面评价。随着谶纬研究全新视角的开启，两汉谶纬之学的文化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与远古先民“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内在的承继关系，在汉代的文化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心雕龙·正纬》直面这一文化现象，并把它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肯定，表明刘勰对谶纬的认识超出了时代局限。     

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齐学、鲁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 ,还有谶纬之学与经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学术虽有自己的内在理路 ,但总的来说 ,是学随术转。     

论《白虎通义》的经学特色

《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经学政治法典化,帝王圣人化,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皇帝组织大臣、儒生们通过白虎观会议辩论古今文经学的异同,调和古今文经学的矛盾,求同存异,统一经学思想。在《白虎通义》的经学思想中,圣人和五经谶纬化,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浓重的谶纬神学色彩。     

英语“予、取”类动词语义与句法关系浅析

句法—语义界面理论核心是把句法和语义结合起来去探求语言的内在规律,去寻找句法背后的语义动因。本文通过运用该理论对英语"给予"和"索取"类动词句法表现形式的考察,探寻这两类动词句法表现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其在汉英互译中趋于"信、达、雅"提供理论参考。     

在"用"与"无用"之间——从"杜恒-奎因命题"看晚清洋务派的科学观

按照"杜恒-奎因命题"的理论阐释,科学作为认识现实的整体,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结构,它包含边缘层、内层和中心层.以此理论维度来分析,清朝末年洋务派的科学观就缺乏这样的整体结构,并带有强烈的急功近利思想.同时,由于当时缺乏科学研究的社会环境和机制,使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性,并最终导致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