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阡陌与顷畔”——答袁林同志

拜读了袁林同志的文章,获益非浅。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一、关于亩之形制,我在《辨析》中主张每亩长三十步、宽八步。依据胡平生同志引证阜阳汉简中“卅步为则”的记载,我愿修正这一观点,赞同一亩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的意见。 二、关于“畛”,袁文认为畛是与“阡”平行,与“陌”垂直的田间界道,宽为八尺或     

“井田制”与“开阡陌”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田开阡陌一事,历来是人们毁誉商鞅的主要依据,有着不同的记载和评论。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是对井田制和开阡陌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所致。现在就“井田制”与“开阡陌”谈点粗浅看法,就教于同志们。 《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语云: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史记·秦本纪》云:“(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阡陌”与“顷畔”释义辨析

秦律“盗徙封,赎耐”及其释文,是研究秦自商鞅变法后土地制度最重要的一条史料,许多研究者加以引用。不过,对该释文的理解,却多失于偏颇。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诸学者教正。 一、存在的问题 该史料最初公开发表在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法律问答》中,秦简整理者对该史料句读如下:     

西夏“称臣请封”析——兼论西夏政权的性质

由党项拓跋氏建立的西夏王朝,在其190年的历史中,传位10帝,其中却有9位夏帝先后向辽、北宋和金称臣请封,从而构成了西夏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它对于西夏王朝的历史起有极重要的作用,但又影响和制约着西夏政权的发展,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政权的性质.一西夏所据之地,原为唐朝的疆域.唐末,拓跋首领受封节度使衔后,开始占有银、夏、绥、宥等州,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藩镇.这一局面历经五代,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夏州留后继捧因嗣节度使职与族人不合,遂入朝北宋.其族弟继迁则认为“我李氏子孙,当复兴宗绪”,拒绝内徙,而叛离北宋.但此时党项内部,因继捧的入朝和宋廷的招抚,已是“亲离众散,殆不可支”,加之宋军的追剿,继迁屡遭挫败,处境窘迫.这迫使     

“封”——中国长城起源另说

中国长城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对目前关于长城起源的四种主要观点：“楚方城”说、“列城”说、“城”说和“堤”说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说法虽各有见地,但亦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纵观夏、商、周及春秋战国各历史时期,华夏大地经历了国之数量由多变寡、国之疆域由小变大的历史进程,至秦始皇灭六国才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天子自封及其赐封各诸侯国的疆域皆用土封,即在边界“沟、封树之”;秦长城可以认为是秦之北疆最大的“封”。据此,提出中国古代的“封”是长城最初形态的新观点。     

浅谈“同志”

早在我国古代“,同志”二字就作为一个高尚的名词来称呼志趣相同的人。春秋时期,左丘明就对“同志”一词下了定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东汉人郑玄更明确地说:“同志就是朋友。”《后汉书·刘陶传》中也用了“所与交友,必也同志”这个说法。到了近代,“同志”成为同一政     

“亦步亦趋”析

据传孔老二有一个弟子叫颜渊的对他说:“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意思是说,你慢走我也慢走,你快走我也快走,你跑我也跑。真可谓“亦步亦趋”了。 两千多年前的颜渊五体投地地拜倒在孔老二的脚下,做他的忠实门徒,受到了人们的嘲笑。然而,翻开近代史,我们发现,那些奴颜媚外的儿皇帝,引狼入室的大汉奸,口蜜腹剑的政治骗子,无不三跪九叩尊孔丘,正襟危坐论“复礼”。袁世凯称帝复辟时,就曾叫嚣:“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人类。”蒋介石也对孔丘奉若神明,吹捧他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二十世纪的当代,尊孔     

“同”与“异”

“同”与“异”是一对充满矛盾而又有着辩证关系的反义词,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求同存并,在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很重要。翻开我们的汉语词典可知,对“同”字的基本解释是：相同,一样。“同”,在历史上也是人民最原始、最朴素的追求,人们“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历史上无     

一封“特别”电报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1949年5月,已从西柏坡入驻北平香山的毛泽东,百忙之中还惦记着革命战友的身体健康,细致安排任弼时入院治疗;为了让罗荣桓、黄克诚两人好好保养身体,还专门起草了一封特别电报:华中局已同意中央意见,你们应当休养数月。罗荣桓,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1927年,罗荣桓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被毛泽东称为一生共事的人。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     

商鞅“开阡陌封疆”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制的改变

<正> 史学界认为封建社会始自战国的论者,把商鞅的“开阡陌封疆”看作是重要的论据之一。如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井田制,进一步承认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私有和买卖,由国家统一收税。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变革,它标志着秦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本文不打算论述封建制形成的时间问题,只是要谈一谈商鞅“开阡陌封疆”是不是意味着土地所有制的改     

论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兼同董永俊同志商榷

国内的现行哲学教材,都把生产力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李冠英等主编的《哲学疑难问题新探》一书中(以下简称为《新探》),董永俊撰写的《经济基础为什么不包括生产力?》对经济基础是这样定义的:“所谓经济基础是指同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作者并论述了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的理由。经济基础是历史唯物论的重要范畴,弄清它的内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经济基础应当包括生产力,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理论探讨,同董永俊同志商榷。     

“和”与“同”

公元前522年的一个冬天,晏子侍奉齐景公打猎回到遄台。此时,梁丘据骑马赶来觐见。景公高兴地对晏子说：＂只有梁丘据是个跟我相和的人啊。＂晏子眉头微皱,说：＂梁丘据不过是跟您相同罢了,哪里说得上是相和呀？＂景公颇感迷惑,反问晏子：＂难道和与同不是一回事吗？＂     

信为什么论“封”

过去人们用人粪和草肥等天然肥料给农作物施肥，如今却用化肥和农药，于是农作物中便有了损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甚至导致各种疾病。     

“应试教育”析

在现有利益机制下,应试教育是以“应试”为主要手段,以实现个人利益为目的的。应试教育模式,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需要,也是教育领域滋生腐败的根源。应试教育模式的形成,除了我国历史传统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利益机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使然。因此,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将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析“文”

文,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通贯哲学、美学、文学的重要范畴,其义总括了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形式之美。就其内涵历史地、逻辑地展开过程来说,它主要包括三大层次。一是哲学层次。其中包括自然之文和人文之文,指一切自然之物的能够被人感知的存在形式和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的一切形式。二是审美层次。其中又分为形文、声文、言辞之文、情性之文等人类创造的一切审美形态及其规律。三是文体层次。在中国古代历史地发展、形成的一切杂文学样式都谓之文。     

“羽扇纶巾”析

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究系指谁?许多同志都说,“这是古代儒将装束,形容周瑜态度从容闲雅”,其根据是“从‘遥想公瑾当年'以下六句是写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上段的‘周郎赤壁'相应,不容割裂开来.”(见胡云翼同志注的《宋词选》)对这种解释我认为不对.近读郭沫若同志的《读书札记四则》,很有启发.郭老对“羽扇纶巾”的解释,才是正确的. 这首词上、下片之间有没有结构上的“相应”或说是照应呢?当然有.但是我认为并非“遥想公瑾当年”照应“周郎赤壁”;而是下片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照应上片的“一时多少豪杰”.     

析“皇”

本文在简要阐述汉字字族学理论的基础上,对"皇"族字进行分析,认为"皇"应是"煌"的本字,本义当为"光亮、火光",并由此引申出"大"之义。以"皇"为母文而加注类属标志的孳乳字,都以"大"义为义核,和它们的母文"皇"有孳乳关系。     

析“德”

本文论述了“德”的意义来源,以及围绕着“德”形成的系列词汇族类,力图探明作为汉民族哲学、伦理学核心的“德”,在形成、演化过程中从语言到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风水”析

不知咋的,迷信“风水”之风,近些年来又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 据《法制日报》载,揭阳县税务局长杨某,听“风水先生”就新建的局办公楼胡吹一通之后,加上恰好这时,在楼前连续出了几档子事,他自己也因骑车不慎摔折了腿骨,便对“风水先生”的话深信不疑。“越迷越信”,竟然先后请了三个“风水先生”到局里看“地理”、设神坛,拆掉刚花了五六万元盖起的大门、车库、传达室等,另盖“挡煞”新楼。结果,他不但没挡了“煞”,反而被“立     

析“田”

西周金文中的“田”字是否包含超出“耕地”的其它含义,这从来为人们所忽视。本文首先分析了西周“田”与“邑”的异同及联系:1.二者虽形态不同,但都可带来剥削收益;2.“田”必定与一定的“邑”相联系;3.“田”的收获物全部归其所有者。由此认为:“田”特指用以实现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的耕地,被剥削者生产必要产品的耕地不在其列;为了实现剥削,“田”必然还包含一种相对较弱的群体人身控制关系;解放前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土地占有制是说明“田”的特征的很好实例。然后以此观点解释了西周经济史上的两个问题:1.“贮田”,认为这只是对确定的被剥削者以确定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的权力在贵族之间的转移,它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移,也不是改封,并非破坏西周土地制度的新现象;2.“公田”、“私田”,认为这只是“田”分配于不同等级贵族而呈现的不同形态,并不包含生产必要产品的土地。最后探讨了先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方法论问题,认为不应当以“土地所有制”来说明生产关系,相反,应当以生产关系、特别是剥削关系来考察、解释土地占有状况,由此可能为先秦经济史研究开出新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