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王安石变法新论

海内外学术界历来把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改革统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即闲居江宁,元丰新政完全是在神宗主持下推行的,理应视为神宗变法.事实上熙宁新法与元丰新政不仅主持者不同,而且指导思想亦大相径庭.本文深入解析了熙丰年间改革路线逐步变质的内在机制,指出关键在于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同,进而重新检讨了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李觏经济思想三题

北宋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李觏(1009——1059),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舆论上的先驱者。他对北宋社会作过深刻的剖析,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挽救赵宋王朝濒危的方案。他的政论文章,曾被人们誉为“医国之书。”他的经济思想,是我们研究北宋社会的宝贵资料。本文想从李觏在土地、赋税、财用三方面的主张来探讨他的经济思想。     

变法领袖们的词——范仲淹、王安石词略论

北宋中期先后发生了两次变法,一次是仁宗庆历三年的“庆历新政”,一次是神宗时的熙宁变法。范仲庵是庆历新政的领袖,王安石是熙宁变法的魁首。二人又都是文学家,虽并非专注於词者,创作数量也不多,《范文正公诗余》仅收范词五首,唐圭璋《全宋词》从诸书中也只辑得王安石词三十一篇。但这些词却不可小觑,在词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宋·王灼《碧鸡漫志》谓:“长短旬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醉心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①。东坡在词坛上的开拓之功诚然是彪炳千秋,但也並非前无古人。宋代词风的开拓,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两次大规模改革.将这两次改革作一些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各自的成败得失.本文提出的新的看法,目的在于探索与求教.     

李觏的政治和法治思想

李觏(公元1009——1059年)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他的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中期,赵宋王朝,已由开国初期的小康局面而陷入了“积贫积弱”的颓势.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因此使当权的统治者无法摆脱内忧外患的惨境. 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则要求     

试论范仲淹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赵炅端拱二年(989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极度艰苦的境遇中力学成才,二十七岁举进士,进入仕途。先后在地方、朝廷、军队任职,并三遭贬谪。范公一生忧国忧民,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治政、治军的成就,赢得了正直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信服。我国历史上,北宋庆历三至四年(1043—1044年)出现的一场政治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它的主持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庆历新政”虽然仅仅搞了一年左右,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西线战事而告吹了,然而,这场改革,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同时,范仲淹在这场改革中所显露的丰富的人才思想,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张载与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

在熙宁变法中,张载与王安石曾经同朝为官,先后应召入对,共同表达了"复三代"的政治理想。然而,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二人存在着较大分歧,故而"语多不合"。张载以"渐化"哲学为理论指导,倡导渐进的革新方法,主张行"井田"、复"周礼";王安石以"尚变"哲学为思想武器,"以理财为方今先急",除旧布新,全力推行新法。张载属于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王安石属于熙宁变法中的激进派。     

范仲淹变革思想论——兼论与王安石变革之异同

范仲淹的变革思想,从朦胧到清晰,从大概到具体。最能体现"庆历新政"前其政治变革思想演变过程的是《奏上时务书》和《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提出变革文风、讲求武备、注重人才、勉励谏官、抑制恩荫等五个方面主张。范仲淹此时的政治变革思想更多地表现为笼统模糊、不成体系。《上执政书》提出六点具体变革应对措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范仲淹这次上书阐述自己的变革思想,重点突出,思路成熟,措施具体,层次分明,自成体系,"庆历新政"的大致构思在这里已经形成。"庆历新政"的内容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有完整体现。这次条陈十事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全篇文字简洁凝练,重在实用。至此,范仲淹完成了从"怎么想"到"怎么做"的转变。宋人种种关于政治革新的言论或作为,可以概括为"择吏为先"四字。范仲淹的变革思想沿着这条线索演变。在以"人治"为特征的封建专制社会,要变革官僚阶层,与社会根本性制度相矛盾冲突,失败是必然的。王安石变法重点在变更朝令法规,并不去触动体制根本性的问题,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翰林学士与北宋熙宁变法

宋神宗熙宁时期,翰林学士对熙宁政局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是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获得神宗的赏识,最终而为参知政事.另一翰林学士司马光,则自始至终代表守旧派,反对熙宁变法.翰林学士分成两大阵营,一派主张变法,拜相前的王安石,作为翰林学士,他是代表人物,其他主要人物则有吕惠卿、曾布、元绛、邓绾等人;另一派则反对变法,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其代表,其他主要人物尚有范镇、滕甫、郑獬、吴充、吕公著、杨绘、韩维等人.两大阵营政争的结果,守旧派落下风.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后,其阵营中的翰林学士也出现分化,对熙宁变法产生过严重的消极影响;至其第二次为相,翰林学士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很有限.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心理与熙丰变法

我国史学界已开始重视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为数不多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几乎全是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来论述的，专们研究历史上某个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的几乎没有。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即熙丰变法，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近几年有从王安石的个性品格上来探讨他对变法的影响的，其中主要的有许维勤《王安石的品格作风与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刘祚昌《记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①．这些论文确有助于对熙丰变法的研究，但仍不属于心理史学的范畴。本文拟从王安石、司马光…     

北宋时期儒学成为主导价值观体系的条件

北宋时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佛道为辅的价值观体系,虽然佛道在一定程度也有政治上的支持,但如果不以特定时间段为范围,不以特定群体爱好为标准,从最终影响力来说,能称之为主导社会价值体系的还是儒家的道德价值体系。对佛教的管制和教育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民间教育的成就在制度层面保障了儒学的地位。从庆历新政开始的改革引发了文学家对于儒学复兴的自觉;熙宁变法时期,北宋五子等哲学家和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理论活动,完成了儒学吸收佛道精华和自身建构的过程。     

曾巩与王安石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中,曾巩较任何人都更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他和王安石既是同乡,又是挚友,曾、王二府又是姻亲;另一方面,作为门生后学,曾、王,二苏都为欧阳修、杜衍、韩琦等一辈老臣所赏识与器重,再则,其弟曾布又是王安石变法的左膀右臂。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巩是熙宁前后复杂政局的一位重要的知情者,他对变法的态度,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在当时的士人中就显得更有代表性。考察这些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熙宁变法的意义与得失。     

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

苏轼一生40余年的仕宦生涯基本上是在北宋中晚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复杂而又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由于他在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时期所持的政治态度,使他既无法见容于变法派,也未能见容于反变法派,并以此被谗罹祸,两遭贬黜。苏轼之所以走上一条悲剧性的政治道路,同他与王安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熙宁初年对王安石变法所采取的激烈反对态度都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论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

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变法,因哲宗“元祐更化”而失败。因此,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就连一些力图对变法作出恰当评价的文章,也只是肯定这次“变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是有成就的。”其实,王安石变法是整个封建社会中一次突出的以“理财”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正是由于这次变法中表现的不容忽视的理财观念。列宁才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我们研究、肯定这次变法中的理财观,对于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具有重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李觏与旴江书院

李觏一生贫而好学，教学授徒，著书立说，后经范仲淹等人举荐为太学直讲。他是庆历新政积极支持者，也是王安石思想的先驱。李觏于旴江书院讲学二十余年，生徒众多。旴江书院历经毁建，历时900年。李觏身后的时江书院始终祀祭李觏，并为建昌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     

略谈王安石及其变法

宋代到了仁宗时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严重,政府财政空虚,整个形势,犹如大病缠身,“待时而发”,已经到了“不容怠忽玩惕之时”。正如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指出的那样:“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在当时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改革的尝试。到了宋神宗时,一方面社会危机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神宗也有改革的意图,而王安石又是当时改革中的一位有声望、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于是变法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