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的“明法”选任

所谓"明法"选任是秦汉时期以"明法"为标准的官吏选举、任用制度。从性质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以"明法"为科目的选任制度;其二,以"明法"为标准的非"明法科"选任制度。在"明法"选任演进的历程中,"明法"标准由官吏必备的素质调整为文吏的基本技能,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与社会期许随之变化。尽管如此,"明法"选任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举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促成了法律人才的流动,有效地确保了行政机构的运行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兴”法分类考

多年来,对《诗经》“兴”法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关于其性质与界说的分辨上,而对它到底具备有哪些类型的研究,至今甚少。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确定了“兴”法的性质与界说之后,“兴”法的分类问题,就应提到日程。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一,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兴”诗的全貌,二,有助于我们比较具体地了解古“兴”法艺术的多样性,以利更好地总结与继承。     

宋朝“路”制浅析

<正> 我国的行政区划制度,自秦代确立了郡县制以来,经历了两千二百多年的复杂演化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为郡县时代,隋唐五代宋辽金为道路时代,元至今为行省时代。行政区划是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而划分的地理区域。它一般不同于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对比不同时期的政区制度可以发现,宋朝的“路”最为符合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在变化多端的政区类型中独树一帜,颇具特色。     

“曹国”考

曹是西周初年姬振铎在东方建立的重要邦国,它负有监管殷民、监视徐夷以及控制成周以东经济和战略要地的重任。然而,曹国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春秋后期亡于宋。这使得曹国成为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侯国。对曹国历史的钩沉,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趋之若鹜”考

“趋之若鹜”成语今多指很多人追逐某种东西，含贬义。鹜，所见词书都说是野鸭。此成语之源例，最远只及晚清。按，此语之源当是《商君书·定分》：“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骛，追逐之意。引申为追求。因骛、鹜形似音同，后讹为鹜，延袭至今。此语当出《明史·列传一百二十七·萧如薰》：“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骛，宾座常满。”趋之若骛，趋之若追，趋之若求之意也。非特含贬义。是骛，非骛也。“趋之若鹜”考@牛庸     

“高山”考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以下简称<康>)收有<高山致康有为书>一函,写信人以康门弟子自称,信中言及诸多保皇会内部要务,但"高山"却鲜有所闻.事实上,"高山"就是南海门下罗普.     

“胡城”考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这是唐末诗人杜荀鹤写的题为《再经胡城县》的一首诗,诗句通俗,其意并不难解,但诗题中之“胡城”是否就在今安徽阜阳附近,是值得探索一下的。一胡城其地,近年出版的《唐诗选注》、《历代诗歌选》、《唐宋诗选讲》、《唐诗一百首》等等都注为:故城(或旧址、旧城)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之胡城旧址,为西周胡国所在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的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地图上,其地均作胡。秦在其地置汝阴县。《汉书·地理志》:“女(即:汝)阴,故胡国。都尉治。莽曰汝坟。”《后汉书·郡国志》:“汝阴本胡国。”梁刘昭注补《后汉书》,注作“杜预曰县西北有胡城。”这大概是注家注胡城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的根据吧!     

“彭咸”考

彭、咸乃殷汤时的老彭和太戊时巫咸的合称。彭、咸并非投水而死,二人为殷贤臣,同时身兼巫职。屈原身份亦为巫,在流放之后从事巫师职业,以此谋生,同时创作了《九歌》等作品。屈原与彭咸的共鸣点在巫职上。     

“女史”考

女史是我国古代唯一由女子担任的史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注史云:“《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至于其它史官,由于与后世史官有直接联系,所以在历代研究中颇受重视,论述也多。唯其由女子所担任的这种史官,由于它的地位模糊,加上历代记述既不系统,又不具体,常常是一点而过,这就为全面了解这种特殊史官增加了困难,所以迄今并无专文考述。但是,从先秦到明清,有不少文献反映了女史设置的状况,在一些野史稗乘,话本小说,绘画题咏中,也往往以女史作为借喻和体裁。因此,为了弄清它的设置状况及其演变和职责,试作以下考述。一关于女史的文献记述最早可见于《周礼》,《天官冢宰·序官》有“女史八人”。“女史”条称:“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六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贾疏:“案其职云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亦女奴晓书者为之,其职与王之大史掌礼同。”又《春官宗伯·序官·世妇》条下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郑玄注:“女府女史,女奴有才     

“■”考

不少藏文古典著述都曾记载在聂赤赞谱之前,藏地先后出现过若干个主宰者()。据说这些主宰者或是巫师,或是氏族酋长,并与龙、赞魔、玛桑、柔等等各类生灵有关系。令人感兴趣的是,文献所记载的这些主宰者除了有各自的统治区域外,还有确切的氏族名号可以查证。这使我们感觉到这些文献的内容并不简单,我们认为这其中必定蕴藏着不少历史材料,除去其宗教、神话的外衣,不难发现远古藏族的真实生活面貌。 以下我们先列举有关“主宰者”的典型材料。 《龙钦教史》记载,在聂赤赞普前,“蕃地被系于魔和夜叉的十二邦(     

“姑娘”考

“姑娘”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指称年轻的未婚女性，但就单字来说，“姑”指姑母，“娘”指母亲。这样两个表示年长妇女的亲属称谓词，组合为复音词后却用来指称年轻女性，这种词义反转的过程及原因值得考察。文章从历时角度探讨了“姑”、“娘”单字及“姑娘”的词义演变过程。从姑娘表示父亲的姊妹、丈夫的姊妹和指年轻女性等3个义项多对应的词义结构分析来看，人们对词义结构的理解以及对单字意义的选择，对词义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扶桑”考

“扶桑”今地的探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反复论争中,中外学术界形成了美洲说和日本说两种基本不同的观点,至今悬而未决。我认为,在有关“扶桑”的记载中,《梁书》等晚期文献描绘的海外“扶桑”国是在早期有关文献基础上附会演化而成的神话国度,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扶桑”,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它应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车裂”考

车裂,据《辞海》(76年修订本)解释:“亦称‘轘’或‘轘刑’,俗称‘五马分尸’。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还有的人把车裂说成是秦国特有的酷刑,如朱起凤《辞通》说:“秦法酷烈,故有车裂之刑”。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看法,是以讹传讹而形成的错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古代刑法史及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死亡真相的了解,有必要重新考证清楚。     

“唓嗻”考

:《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对“口车口庶”的释义归纳起来不外两大说 :(一 )甚词 (如“甚”,“很”) ;(二 )赞语 (如“能干”,“出众”)。该词至今仍保留在清水河县方言口语中 ,从该县方言保留“口车口庶”义蕴看 ,这两种解释都不妥 ,其义蕴应该是 :(一 )没有约束、任性、放肆、放荡、不像样。 (二 )不受拘束、洒脱、放达、风流、像样     

“索作卉”考

云南古代曾用贝为币,“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四、四、五进位,一索是八十枚贝子。庄、手、苗、索,是少数民族语言,音译为汉字,常见异写,大体同音。唯有索作“卉”,音并不同。如宣光六年姚安《兴宝寺常住碑》“钱巴三千五百卉”。嘉靖二十七年《临安卫董千户舍丁买房契纸》“议作时价纹银二十四两……每两估时     

宋朝坚持“不和亲”的原因探析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亲历来是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客观上和亲不仅维护了社会的和平、边疆的稳定,还促进了民族地区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然而,纵观赵宋一代,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屡见不鲜的和亲,在宋朝却找不到多少踪迹,而这一结果又是与当时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偏见的加深、理学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等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     

刑法视野中的“大义灭亲”

一、“大义灭亲”规范论“大义灭亲”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但自规范法学的角度来看,其也是一种法律现象。而把一种法律现象加以规范的概括则有利于构建法律体系和深化理论研究。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大义灭亲”尚未付诸规范形式。刑法无明确规定,是否有必要予以研究呢?不同的法学流派有不同的认识。纯粹法学的代表人物凯尔森坚持纯粹的、摆脱所有宗教、自然科学、伦理学、社会和政治特征的法律学说。他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和立足点并不在于评价其价值、意义,而只是认识现存的实证法,即以法律规范形式存在的法方有研究的必要。那么,…     

试评韩非的“法、术、势”

韩非的“法、术、势”理论,不少研究思想史的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韩非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一七九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这个理论是不是韩非创建的?它真的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