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的供求机制与竞争性非均衡配置

决定FDI利用的关键是FDI的供求机制,供求机制不合理将会导致FDI的非均衡配置.因此,从供给和需求相结合的新角度出发,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DI最主要的供给主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考虑市场、基础设施、政策、劳动力和集聚经济效应等因素.FDI的需求主要受引资地区的资金短缺状况和FDI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利用FDI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区域配置不均衡,它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必须制订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外资利用政策,引导外资在区域间合理配置.同时,应进一步优化外资利用结构,提高外资利用的质量.     

FDI在我国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研究FDI(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分布的文献也日趋增多.中国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大国,为研究FDI区位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而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以及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衡要求对FDI区位选择和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更深入的研究.     

东道国政策变迁和外国直接投资

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变迁是一个由制度非均衡到均衡再到非均衡的动态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政策的成本特性(包括制定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时间特性会对政策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也正是由于这种影响和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一国的FDI政策变迁表现为路径依赖和政策创新两个层面的交替或并行发展。中国的FDI政策变迁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政策探索期、政策成型期、政策调整期、政策完善期,每一时期的政策既有创新又有路径依赖,从而构成了外国直接投资的中国区位优势。     

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认为,FDI之所以能影响东道国的制度变迁,在于外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及东道国为了吸引和发挥外资作用而对其区位优势进行的改进和完善.具体来看,FDI本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必然受制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和其他制度变革程度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FDI促进了中国的制度变迁.     

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产业差异及其政策调整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总量和外资规模总量不断增长,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产业分布格局和产业吸收能力差异可能对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我国1997-2012年省际数据,通过构建外商直接投资FDI效应模型,在考虑地区差异情况下,比较分析了不同产业FDI对我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的社会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这一差异在区域发展水平和外资吸收能力不均衡背景下更为显著。为此,应强化外商直接投资"最优规模"的设计;注重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吸收能力的提高,防范"飞地经济"模式的形成;优化外资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对外资的吸收与利用,为FDI资本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发挥提供良好的社会政策环境。     

有效人口政策命题与中国生育政策演变

均衡制度观提出了研究制度变迁的新方法。人口政策本质上是人口均衡发展路径的概要表征和信息浓缩。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是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及环境关系、参与人因素博弈的结果,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的这一一般规律。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消费和内需拉动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少子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以普遍一孩为基础的人口生育政策存在严重的非均衡。稳定不稳定的制度,这是现行生育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不兼容的根本原因。     

FDI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

本文对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反思。首次提出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三次浪潮,发现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产生和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挤出效应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协同关系。进而在协同关系之上讨论了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对区域经济差距带来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反思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从高、低技术含量FDI和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来探索它们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提出我国要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消除低技术含量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长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更多还原     

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距:新制度分析框架和政策含义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深刻的制度变迁,也是各国区域发展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整体进程不断推进,优化了城乡经济结构,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但地区间城镇化发展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其制度因素在于:改革执行进度不一,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外部发展环境缺失,欠发达地区难得实惠;政府政策倾斜有别,贫困地区缺乏支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均衡发展,必须打破原有制度"锁定",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我国民办普通高校的横向与纵向分布结构研究

通过对我国民办普通高校横向、纵向分布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民办普通高校在东部、中部、西部以及省际间横向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GDP和高考报考人数差异是影响不均衡的主要因素;在纵向分布上同样存在不均衡,民办普通高校在中心城市过于集中,而在地级城市分布密度较低.民办普通高校的分布结构与经济区域发展不协调,需要进行民办普通高校发展区域规划.     

FDI是打破西部地区制度瓶颈的突破口

制度瓶颈是阻碍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FDI的进入有助于促进体制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方式,带动民营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思想观念、促进技术进步、扩大市场规模、从而对地区制度变迁产生强大的推动力。西部地区应加快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FDI,以此来促进西部制度变迁,使西部经济发展摆脱制度瓶颈的束缚。     

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但是正式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存在着错误的路径依赖、制度的约束作用有限、制度的效力与实效存在差异等问题。正式制度的执行主要表现在奖罚机制上。建国以来,我国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变迁经历了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动力集中表现为各级政府在宏观上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建立健全非税收入管理的一系列正式制度,以技术系统创新促进管理制度创新,完善征管体系,是今后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与农村民间金融的制度化

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历史就是民间金融主体追求获利机会而变迁的历史。改革开放后 ,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随着体制内金融撤离农村 ,农村金融需求缺口进一步扩大 ,民间金融趁机崛起。农村民间金融的体制外运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需求问题 ,但是也不可避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按照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 ,国家应该对民间金融因势利导 ,逐步制度化 ,纳入国家金融监管范畴 ,完成农村金融制度的诱导过程。     

引资博弈、就业转移与就业和谐的公共政策选择

本文基于1984-2009年的我国省际数据,采用泰尔指数分解、计量模型回归、完全信息的静态和动态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FDI流动与我国区域就业转移和就业差异的关系及促进就业和谐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984-2009年我国三大地区的FDI与就业的区域分布差异T总平均值分别为0.9911、0.397811,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分别是64.84％、66.94％;对我国区域就业差异的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分析发现,FDI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究其关联机理,囿于传统制度缺陷,各地政府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下,会陷入引资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导致区域间就业转移、就业差异和就业失衡.因此,应通过政策制定参与主体多元化、执行监督过程的透明化、效果评价的价值取向长远化和科学化的公共政策创新和选择,实现引资和就业在效率与公平上的共同进步、和谐发展.     

历史与现实：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专题讨论）——苏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研究

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苏南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的发展模式变迁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制度失衡;“新苏南模式”经历了第二重循环：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当前,“新苏南模式”的第二重循环尚未完成,制度均衡局面的形成还有赖于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苏南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在更高层次上完善“新苏南模式”：改革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构建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推动和规范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效应分析——基于VAR模型

通过构建VAR模型,利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误差修正分析等计量分析方法,可以系统分析FDI在总量上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效应,以及FDI对不同所有制经济所产生的效应.实证分析得出:在长期均衡状态下,FDI对我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入效应,而短期内产生挤出效应;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而言,在长期均衡状态下,FDI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对个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而短期内,对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产生挤出效应,对个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     

行业集聚与FDI区位集聚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等11省为例

本文试图通过对进入中国的FDI的区位分布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行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分析FDI的行业投资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行业空间分布的变动趋势;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检验FDI的区位集聚与各省各行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得出FDI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很强的因果关系,但从行业分布来看该因果关系并不明显,其原因是FDI更看重一国的资源、人力、市场等因素,对其行业基础并不是很看重等.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区差距与政府行为研究

本文在研究中国地区差距形成的历史原因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与地区差距的阶段性特征 ,对计划经济时期区域均衡发展政策和市场经济时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绩效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力图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历史变迁进行总体评述     

我国制造业集聚变迁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29个省市区和17个制造行业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相对专业化与相对多样化集聚度进行了计算及变迁分析,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分析了产业集聚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呈现多样化与专业化集聚均衡发展的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具有相对较高的专业化集聚水平,呈现产业结构单一化与非均衡化;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中西部地区相对滞后;相对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对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和提高经济组织制度绩效的政策建议。     

论当前我国制度供给现状及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坚持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和实践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经济驶入了快车道.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我国取得的成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思考和研讨.也许非均衡发展战略给我们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还是认为,非均衡发展作为一种运作理念和机制,不仅体现了区域空间差别存在的客观性,而且表征了对这种区域空间差别调节的主动性,也正是非均衡发展的作用,促成了区域经济社会从非均衡逐步走向均衡,从不和谐逐步走向和谐.因此,应坚持把非均衡发展及其战略选择作为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