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末年频发大疫,对于汉末大疫的起源和疾病的类型,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匈奴在汉军必经之路埋牛羊,将动物尸体的瘟疫传播给汉军,通过这一方式对汉王朝发动“生物战”,并将汉末瘟疫大流行归之于匈奴的传入;有的学者则认为匈奴埋牛羊等行为并非是要将动物身上的疾疫传播给汉军,而主要是一种原始的盟诅巫术,不存在生物战的问题。...     

“三王”、续顺公所部“隶旗”考辨

本文认为，由于史料的含混有误等因素，当今的一些学者误认为明末清初先后降清并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和续顺公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所部隶属于八旗汉军。实际上，孔、耿、尚三王和沈志祥本人及亲族虽已隶八旗汉军，但其所部并未隶属于八旗汉军，只是在编制、待遇等方面与八旗汉军相似。三王、续顺公以及后降的吴三桂所领旧部是既非八旗也非绿营的一种特殊的军事编制。这是清初统治者对降兵降将实施笼络和利用独特政策的结果。直到“三藩之乱”后，他们所隶旧部以及三王、续顺公的后代子孙才被归入八旗。弄清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清初对汉族降兵政策、清初兵制以及“三藩之乱”成因都有重要的意义。     

神箭教头

西汉时，匈奴为患，尤其是匈奴骑射对汉军威胁极大。混战中，汉军的将领常常被匈奴射手射杀。为此，朝廷决定在北方前线成立一个神弓营，并在全国重金征召最优秀的弓箭手做总教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山野军中的神射手云集军中，慷慨献技，最终有两人脱颖而出。     

论“祁连”

<正> 祁连山名属于何种语言,学者意见颇多分歧。唐代颜师古以祁连为匈奴语。《史记》卷一一一《索隐》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法国劳菲尔以祁连为鲜卑语,认为“与含有同样意义(天)之满洲语Kulun,似有关系”。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最初以祁连同突厥语“天”kuk之复数形式Kukler对音,尔后认为来自鲜卑语,“满洲语谓天曰kulun,故匈奴语同义之祁连(kilen)或其原语耶”。日本另一学者藤田丰八以为是突厥语,“惟祁连山之祁连,岂非对此Sθrin(Sirin)耶”。岑仲勉先生则认为祁连与撑犁同一语源,都来自突厥语“天”tangri。笔者以为祁连与天字同源,出于上古汉语复     

匈奴族是否有文字

关于古代匈奴族是否有自己的文字问题,是研究匈奴史的学者们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无法统一。归纳起来,大约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古代匈奴有自己的文字;二是认为古代匈奴可能没有创造过自己的文字;但又持怀疑态度。这两种意见正确与否,难于一时定论,因为各自都有一定的理由。这里我们把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点,略举一二,这对于我们继续探讨匈奴是否有自己的文字问题,是有益的。     

“葑田”考辨

近年,葑田在一些地方的再现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对其都作了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一些见解及观点。学者们的相关论述虽然广泛涉及了葑田的特征、性质、流行区域和历史发展等方面,但对于某些重要结论的论证在理论层面上却不够深入,值得商榷。具体而言,商榷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对葑田的产生时代疏证过晚,且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产生于晋代,有的学者认为产生于唐代,也有学者认为产生于宋代;二是普遍把葑田的流行范围局限于江南水乡,较少与其他有水利资源的地区相联系;三是对葑田与架田的关系认识不够清晰,有的学者认为葑田与架田完全等同,有的学者却认为二者完全不同。然而,葑田至迟在晋代以前便已产生,且流行范围较广,不止限于江南水乡;葑田与架田应属同一类别不同形式的水田制度,葑田属于自然葑田,而架田属于人造葑田。     

蒲立本西域史二题

<正>一、高车——突厥之前的一个说突厥语的族群汉语中的"突厥"(Türk)一名是在6世纪中叶首次出现的,那时他们取代蠕蠕成为蒙古地区的主人,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欧亚草原帝国。他们的起源仍然神秘难解。有的汉文资料认为他们是匈奴的别种,这在过去已导致假定匈奴的语言是突厥语的一种。但这种与匈奴的联系可能仅仅是基于在中国边境地区,突厥在隋唐时期所起的作用与汉代的匈奴相同这一事实,并无其他依据。突厥是从匈奴开始的草原传统政治统治模式的继承者,这也反映在一些重要的文化词如     

渤海是何时成为“海东盛国”的?

渤海究竟是在什么时期成为“海东盛国”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在宜王大仁秀时期,也有的认为是在大仁秀、大彝震时期,还有的认为是在大玄锡时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引用的材料不同及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和对它们的史料价值的认     

“用夏变夷”与西汉初期刘敬的“和亲”建议

西汉王朝初期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来源于刘敬的“和亲”建议,这一建议是在详细了解匈奴、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不同特点基础上而提出的,是利用西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来“同化”匈奴的具有进攻性的策略。西汉王朝初期,刘邦武力讨伐匈奴的失败为刘敬“和亲”建议的被采用提供了可能性,但这一“和亲”建议产生的思想基础则是儒家所主张的“用夏变夷”思想。     

呼韩邪单于时期匈奴内外政策的变化

匈奴经过 2 0多年的激烈战乱 ,至公元前 3 6年郅支单于死后 ,呼韩邪单于之所以“且喜且惧”、上书汉廷、“愿入朝见”、欲更亲汉 ,并不是因为惧怕汉军攻击 ,其更主要的原因来自当时匈奴社会内部 ,是由当时匈奴社会各种矛盾制约而出现 ,并因呼韩邪自身条件决定的必然结果     

匈奴社会形态再析

于匈奴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以往的学者大多简单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或者认为其属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或者属于奴隶制社会、或者属于封建社会,还有的认为属于几者的复杂的结合体.通过对很多匈奴墓葬材料的研究,并结合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给以重新检视后可以看出,匈奴游牧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其社会性质并不适用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匈奴故地”初探

匈奴故地,即匈奴的发祥地,或曰匈奴兴起以后最初活动的政治经济中心地,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说匈奴诞生的历史摇篮是在河套阴山的,有说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原先住在中原,后来北迁的,也有说匈奴开始就在漠北,后来迁到漠南的,更有说匈奴原为西方的游牧民族,至秦时始游荡东徙,出现在中国北方的。因此对匈奴故地加以探索,看来不是没有必要。 一 探索匈奴故地,必须考察匈奴最初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线索。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匈奴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史乘,是在公元前318年(周慎靓王3年,秦惠文王更元7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匈奴一词第二次出现于我国的史乘,是在公元前312年(周赧王初年),即在五国帅匈奴共攻秦之后的第六年,“匈奴驱驰楼烦之下”。说明匈奴此时已经很强大了。在赵武灵王时,楼烦已由赵北延及内蒙古西鄂尔多斯地区,因此位于河套之北的匈奴才能长驱直入,驰骋于楼烦之下。 据《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赵武灵王时与匈奴接界的燕、赵、秦三国中,边界线最长的要数赵国。赵国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     

论“陕军东征”

初夏的五月,在西京骊山脚下,榴花掩映着秦陵唐泉。这时候,我们来到北京参加作家出版社召开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座谈会,住在建国门外空军大雅宝饭店。这里每日供应温泉浴,浓浓的硫磺味儿,叫人晃然又回到了骊山的温泉汤边。就在这个座谈会上,京华一位热情的评论家说,去年下半年以来,陕西几位小说家先后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们的长篇小说,象陈忠实的《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象贾平凹的《废都》(《十月》出版社),象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作家出版社),听说还有几部。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补充,有的说还有京夫的《八里情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还有程海的《热爱生命》(工人出版社)。有的说还应将早半年出版的赵熙的长篇《女儿河》(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归入这“东征”中去。这位评论家接着说,这些作品都有较重的份量,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真是一次“陕军东征”呀！在场的记者,     

匈奴民族形成发展阶段说

匈奴族源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至今仍未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在《匈奴民族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辩难》一文中,我们曾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考察了匈奴与自然地理环境,匈奴的葬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问题,切断了匈奴与北狄在族源上的联系,从而否定了匈奴与鬼方、獯鬻、猃狁、北狄同族源说.在此,笔者谨就这一问题再提几点补充意见,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20世纪“大音希声”研究

多年来人们对“大音希声”的阐释一直众说纷纭,有的研究者认为其是一哲学命题观;有的研究者认为其是一音乐美学命题观;更有甚者认为其是一音乐艺术命题观。而这些阐释大都是在一种指向未来的可能性框架内相互改变、丰富和发展,既而也体现出这一阐释性研究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历史意义。     

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再探

六十年代初,史学界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的讨论。有的学者怀疑明末农民军提出过“均田”口号,更谈不上将其付诸实施;有人则不同意这一看法。以后,由于左的思潮泛滥,这一讨论没有更深入更广泛地继续进行。笔者认为,这虽然只是一个史实的考订,但却关系到对明末农民起义的评价以及对农民起义平均思想的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故提出几点看法于后。     

“大同”思想渊源考

《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描述,对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有的学者往往把这一记述与自己对上古社会形态的认识结合起来,认为“大同”、小康”两个时代的划分,与我们对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关于经济形态的划分,基本上是一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问题的政治史考察——以参与天理教起事的曹纶父子为中心

嘉庆朝汉军旗人生计艰难,其中作为四品官员的都司曹纶,因生计困顿参与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事,最终清廷将曹氏父子处以极刑、罪及家族,且追究失察职官、责成州县管理屯居汉军旗人,并进一步笼络汉军官员群体。不难发现,清廷鉴于汉军个体反清行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无不反映了对汉军旗人这一重要政治群体的震慑、严加防范以及强化控制。清廷在加强政治统治的同时,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困境。     

匈奴冒顿单于的军事活动及其政治影响

冒顿单于曾利用有利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 ,并借助其强大的武力 ,对汉军施加过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不仅在当时的汉军中形成了强烈震撼 ,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影响 ,他之所以把四种颜色互不相同的40万匹战马分别列置于四个方面 ,是在对比“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其间的鲜明反差 ,证明了他政治眼光的高远 ;他于前 177年借其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事件 ,致西汉文帝书信所言 ,也是在隐喻汉廷 :匈奴比以前更强盛 ,表明他已在进行心理战 ,注重“攻心”。     

“吴戈”疑是“吴钩”

《九歌·国殇》中有“吴戈”一词,学者之间有不少异议:有的据此而认为《国殇》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有的释“吴戈”为“吴科”,即“楣名也”;也有的说是“吴魁”;等等,千数百年来,久悬而不得其解。我不同意上述诸说。我认为,前一种纯系推论,其不可信固不待言,后两种也很难成立。因为楣即盾,毕沅《释名疏证》云:“盾,遁也。跪其后,避刃以隐遁也。”按:“楣”是防护武器,既已“被犀甲”,就没有必要再操“楣”了。那么,“吴戈”又作何解呢?我认为,“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