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协商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协商民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积极推动协商民主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决策科学化的工作.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基础,不断提高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为突破,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职能拓展——基于四川“有事来协商”平台的分析

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和探索。四川政协搭建了“有事来协商”平台,通过组织各种小微协商活动,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了政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协职能拓展对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和优势。政协协商向基层拓展,应厘清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边界,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善治的内在因由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微观层面,实现基层善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群众路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目光向下"、重视基层的政治思维,为实现基层善治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协商民主主张参与治理的各方以对话协商等方式就公共行动达成一致,促使人们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是实现基层善治的主要方法。总而言之,群众路线与协商民主实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来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协同对于推动基层走向善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对进一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基层民主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体现的基层民主,其与基层治理相融相生、有机复合,能够以人民精神为基层治理嵌入人民性,有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提高社会政治认同,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进而全方位促进基层善治的实现。在基层治理中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改革完善基层人大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决策民主和实现民生民主为主要抓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在落实,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基层治理互促互进、提质增效。     

寻求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

20世纪后期,西方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就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协商民主是公共协商过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对话、讨论、审视各种相关理由而赋予立法和决策合法性的一种治理形式.而与协商民主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扩展则强调信任、规范与网络等价值观.社会资本与协商民主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而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政策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行政精神,则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以协商民主和社会资本理论考量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促进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由此也将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和协商民主的普遍形成.     

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

社区协商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手段。社区协商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群众诉求、推动社区自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不少城乡社区面临着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流程不规范、协商开展较随意、协商结果缺落实、协商主体低参与等问题。创新基层党建工作与发展城乡社区协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协商的政治方向;基层党组织是城乡社区协商的领导核心,也是城乡社区协商的基础保障。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引领城乡社区协商发展是统筹推进基层协商、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群众社会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举措。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与化解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治理领域涌现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从功能上主要分为决策型协商民主、咨询型协商民主、监督型协商民主和协调型协商民主四种形态。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也面临着形式化倾向、弱势群体表达受阻、协商理性不足、参与冷漠与协商责任感缺失等诸多践行困境。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培养基层民众协商意识,规范基层政府协商行为,就成为化解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困境的当务之急。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于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协商民主理念下社会协商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协商民主对社会协商起着理念渗透与实践导向功能,而社会协商则是协商民主社会场域内的具体化、路径化。受历史条件、社会复杂性的制约,社会协商的发展困难重重。为此,必须在政治文化层面上,积极培育公民的协商精神与提升社会公共理性;在组织生态层面上,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在制度构建层面上,促进社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的协商格局。与此同时,规避社会协商过程中的“过度性”协商与“抽象性”协商,强化社会协商的“真实性”。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深化我国社会协商的实践路径,实现社会协商发展的具体化、广泛化,继而有效地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发展。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试论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主要体现为治理、参与和决策等三方面。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协商民意调查、协商日制度、公民陪审团制度、21世纪城镇会议等。由于协商民意调查和公民陪审团的运行成本相对不高,所以其在中国实践推广的可能性更大。协商日制度和21世纪城镇会议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适用困难。前者在西方也主要存在于思想实验阶段,而后者在中国适用的困难则在于其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平台的较高要求。     

协商民主语境的阶层关系及媒体建构

协商民主的实施面临各种结构性的障碍。这些结构性障碍的产生主要源于资源分配的不均。对近年来发生的系列宝马撞人事件的研究发现,在“宝马撞人案”中媒体的消息源结构上,相对于“撞人方”而言,媒体更倾向于以“被撞方”作为消息来源;媒体倾向于使用“标签化”的策略来将具体的“撞人者”抽象化为强势阶层的象征;媒体倾向于使用“悲情叙事”、“主题归因”和“司法”三种新闻框架。     

协商民主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协商民主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多数决原则的现代民主和治理形式,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诉求,通过理性平等地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政府决策与政党执政以合法性的过程。为此,要将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辩论机制有效纳入协商民主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体制和机制,实现由政策性协商向制度性协商的根本转变。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论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及其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提出了一套试图在多元利益主体间通过对话、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民主的理论主张。哈贝马斯对话式民主强调基层民主、政治主体、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等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具有现代价值。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为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舆情表达与回应机制视阈下的协商民主建设

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需要建立健全能够推动协商民主有效嵌入各个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加强舆情表达与回应机制建设,体现了协商民主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完善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构建官民良性沟通互动机制,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有效保障,也是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一条重要实现路径。     

论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对完善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制度体系的价值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推动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创新的内生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创新实践载体,要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丰富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常态化内容,基层协商民主是检验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创新的绩效平台,要增强基层协商民主实效,构建党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