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论德治及其不足——兼与《春秋繁露》德治思想比较

董仲舒《春秋繁露》作为汉儒政治思想代表作,具有传统德治典型性,但此种德治流于理想层面,其可行性几何,有何不足,如何将其可操作化,未加阐明。牟宗三在其《政道与治道》中,从"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角度诠释德治之治道与政道层面,将德治置于社会架构中考察。通过与《春秋繁露》比较后发现,传统德治只有"治道"、"运用表现",欠缺"架构表现",治道单线化,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而该问题往往被忽略。传统德治有三大缺陷不能解决,根源在于缺乏体制架构,解决之道是:从"架构表现"入手,将"隶属格局"转变为"对列格局",使"人治主义"转变为"法治主义",以弥补人性之不足,德治才有真正实现之可能。牟宗三统观政道与治道,明其分际,知其利弊,考虑现实可行性与人性,其考量涵摄了一层现代意味。     

重建传统的智者牟宗三

牟宗三严格区分了政道与治道 ,自从’家天下”成为事实之后 ,治道就显得特别重要。只要“民主政治成立 ,使政权与治权离” ,儒家的德化治道便能“使自由民主更为充实而美丽”。但原儒“内圣外王”的境界太高 ,“尊尊亲亲”与“天下为公”也显然相互抵悟 ;即使在独尊儒术的汉代 ,骨子里行的仍是法治 ,因此 ,“新外王”的核心应是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比较儒、释、道 ,认为只有儒教才表达了最高的善真正的圆善     

政治的客观性及其转进——牟宗三对中国传统政治困局问题的探索

政治的客观性是指民主政治中政治运行的规范与律则,牟宗三认为,政治的客观性建立之条件是政权的民主而不是治权的民主。而传统中国乃是一文化单位,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国家,故可有治权的民主,但无政权的民主。这样,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中主张:传统中国要建立政治的客观性,必须由治权的民主转出政权的民主,且是唯一的出路。同时,在现实上,要正视阶级的出现,因为阶级的分化与竞争是转出民主政治的物质条件。但牟宗三又认为,民主政治并非政治的最高形态,故政治又必须从阶级竞争中走出来,在道德理性中获得最后的转进,最后达到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由此,儒家的政治理想应成为人类政治必然可期的高级形态。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     

正当性的自我生产——侧重晚清民初政治话语结构的转型

近世中国和欧洲都经历了政教结构的解体,但是在新结构的生成路径上,两者的走向却大相径庭。欧洲在宗教改革造成"教"的分裂后,各国官僚借助民主话语重塑自身正当性,生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权力。政教体制虽然被放弃,但基督教仍可大体维系民间秩序,两种权力模式之间基本相安无事。中国晚清士人以个人本位的欧式民主为基准,将政教相联、治道分离的本土政治秩序视为专制。但在反专制的进程中,传统治道分离的思想体系被改造成政教合一的新结构,政治话语从"反专制"转向"开明专制"继而又转向"反专制",政治实践中政府却得以借助民主和科学话语进行正当性的自我生产,并不断面向民间扩权。话语和实践的多重裂变、调适和重构,塑造了中国近世历史的一个基本悖论,即反专制话语始终占主流的近世中国却生成了一个更集权的政府。     

“作为天理的民主”：从《政道与治道》到政治儒学的开展

作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上的一种概念突围,牟宗三先生的政道与治道论为现代秩序重构开辟出了一个本源性的理论再生视野。民主理念代表的公共精神被视作儒家天理意义上的现代秩序构造性原则。当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反思性资源来审视此种政道论的思想价值与理论缺陷,而由之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智慧的再提炼与开拓也需要在一个更为宽广的共和宪制视野中寻找新机。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

中国的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即面临着如何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其核心便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有诸多人用西方民主政治普适化来期许中国的政治改革。通过对历史上中西方民主政治形成路径的历史对比,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认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众政治素养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实施,并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及其体系——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就体系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以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设计。     

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思路

本文在中国现代化日新月异和民主思潮领域观点纷呈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了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现实影响的几大思路——替代民主论、自由民主论、直接民主论、中国民主道路论、增量民主论,并对各自的内在逻辑、现实指向以及理论缺失等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以上梳理的基础上,对五大民主思路中涉及的"主题关系":如民主是价值目标,还是工具手段?民主之长与民主之短;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竞争性民主与协商性民主;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等进一步深化分析和比较。最后指出,不论何种民主思路,只有针对中国民主发展中的问题并推动其解决,才能具有现实意义而不只是空论。     

论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价值取向

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价值取向,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转型。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以现代文明作为审视民主政治的价值标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经济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维范式的转换;邓小平政治发展观以渐进改革作为民主政治的价值实现方式,务实主义的观念模式,试验性的方案选择和迂回式的改革发展战略,共同形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渐进改革思想的特色。     

中国传统人伦思想与五伦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伦理道德的思维与主张。这是一套人本的价值思想,有其形上的道统 根源,形下的正统传承、法统规范与学统分流。它在地球上首先建立起了有系统的人伦思想。其特质之一,即是"五伦" 的亲疏远近与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所未有者,至今其精义仍具有超然的优越性。其另一特质,即 重视政治上之政道与治道的政治哲学和家庭的组织地位与功能价值,这体现在《大学》中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之内圣推向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的政治哲学思想。此王道思想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之内外与体用发挥的极 致。人伦、五伦、王道等思想都是以道德概念融汇贯通的一种政治伦理哲学,是社会和谐有序的行为准则。     

儒家宪政的传统与展望

儒家宪政包涵了根源性的政教关系、共同体治理体系、政体架构以及政治主体性与认同等基本宪制维度,而致力于使公共权力的运行符合宪制规则之精神。这个宪制—宪政视角提供了重新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关键契机,也促使我们反思诸如封建专制、儒法关系、内圣外王、政道治道等流行的叙事套式。儒家宪政提倡一种开放、理性而彰显公共价值的宪制会话,在与古人、西方和各种思想进路的对话中促成积极的共识,而这又有赖于一种儒家公民人格的形成和拓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政治逻辑

政治就是参与和推进国家治理。无产阶级执政党治国理政,说到底就是从政治的高度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而有效发挥政治对经济和社会的特殊促进作用。这就是治国理政所特有的政治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在治国理政理论与实践中鲜明彰显了一系列特有的政治逻辑。突出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强固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架构;坚持国家治理与制度改革有机统一,把握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精髓;坚持发展民主与加强法治有机统一,夯实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基础;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有机统一,拓展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渠道;坚持惩治腐败与立规严纪有机统一,优化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生态。     

民主政治理论发展与模式更新研究（专题讨论）——全球视角下民主政治模式的分类与建构特点

纵观全球的政治发展,世界各国虽然对民主内涵的界定千差万别,但从政体层面来看,建构并完善民主政治模式,是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途径。虽然民主政治模式存在多样性,但通过对典型国家民主模式的考察,并对民主政治模式的建构和发展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一定的借鉴。     

全球视角下民主政治模式的分类与建构特点

纵观全球的政治发展,世界各国虽然对民主内涵的界定千差万别,但从政体层面来看,建构并完善民主政治模式,是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普遍途径。虽然民主政治模式存在多样性,但通过对典型国家民主模式的考察,并对民主政治模式的建构和发展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一定的借鉴。     

崇西和用西:陈独秀与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崇西"倾向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在"崇西"时"用西"。因为"崇西",陈独秀接受了杜威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思想;由于开始倾向于"直接行动"、国民参与、大众民主、社会革命,因此他吸纳杜威思想时又有着明显的选择性。而陈独秀并未意识到这一吸纳方式可能产生的根本理念上的内在冲突。晚年陈独秀回归民主立场后,他的思维原则与杜威实用主义有许多暗合之处。     

农民平等选举权对提高我国政治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改变为民做主的封建士大夫官本位的思维定势,正视农民的民主诉求和民主能力,恢复农民平等选举权这一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特别是在"农民最有发言权"的事务上,对占中国总人口七成以上的农民的命运不再"擅作主张",真正从"为民做主"转变成"由民作主",才能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程度,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     

马克思政治参与和传统民本思想:基层政府治道的理论基础

基层政府在基层社会治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自身政治—行政行为要想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首先应使自己的行为获得正确理论的指导,马克思政治参与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可以承载起这个指导的任务。马克思的民主观和群众观,以及基于此而创新出的人民民主理论和群众路线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主要构成方面;传统文化中民本—民生思想及其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实行创造性转化之后,同样可以为基层政府治道提供理论借鉴。     

农民在当代中国选举政治中实现创造的启示

农民在当代中国选举政治实践中已经做出了村委会"海选"和村党支部"两票制"直选等一系列创造,其对中国选举政治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民群众自发创造与国家引导、规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选举政治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各级党政领导者能否转变观念、顺应民意是农民政治创造活动能否成功、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而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则是激发农民的政治创造潜力、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