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体制,但这一体制与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存在着矛盾.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适应新形势的农业微观组织制度创新,但在发展中既面临着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挑战,也面临着合作社内部成员异质性和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律上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合作社准则,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合作社自身要完善制度和规范管理,并拓展服务领域和提升能力能力.     

关于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围绕修法指导思想与修法目标、法律名称与调整范围、以及联合社成员制度规定等若干焦点、热点问题,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订提出初步的意见。文章认为,法律修订应以提升农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提升农业市场竞争力的双重重任为目标。法律名称建议修订为《农民合作社法》,拓展法律的调整范围,解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的名实不符和无法可依等两大突出问题。联合社成员制度的法律规定应实行开放式成员制度,允许非合作社成员加入,以更好地服务合作社成员社,同时应防止联合社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市场垄断问题。     

林权出资合作社的财产权问题研究

林权出资合作社之后,合作社取得了林权。但合作社行使财产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林木采伐的法律限制及合作社的采伐策略;二是合作社利用林权抵押融资存在的法律障碍;三是现行法律制度下林农与合作社的权益博弈。为解决好林权出资合作社的财产权问题,建议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林木采伐制度、林权抵押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相关规定和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制度。     

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体系与权能

股份合作是共享式制度改革模式之一,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绝大多数为农民,其成员财产权利的完善对新一轮农村制度改革至关重要。通过对农村土地股份合制改革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勾勒出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的结构。在此逻辑前提下,应合理划分农村股份合作社成员财产权与集体财产权的边界,遵循"分类推进、因地制宜"的原则和"三分开"的集体资产股权化改革思路,通过不断完善立法,强化和落实农村股份合作及其农民成员对集体资产股权的完整权能,以实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目标。     

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中文化资源的短缺及对策

优秀的文化资源影响着行动主体的行为选择和组织的形成和运转。我国农民经济合作中的文化资源较为短缺,诸如缺少民主、法治意识,传统伦理义利观的现代价值错位,非理性思维方式等,都影响着合作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政府应制定严密的法律制度,规范合作组织的内部管理和运行机制,确保合作组织的性质;设立行政机构,指导、监督合作社的运行和发展;支持合作社对成员和雇员的教育培训工作。     

外部利润、效率损失与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创新

农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能产生经济当事人在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但农地股份合作制度规则内含的矛盾又可能导致效率损失。明确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性质、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赋予农民个人土地股权以物权属性、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规范政府行为、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合理设置并明晰农地股权、赋予农民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退出权等,能有效地提升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促进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反思——兼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改

从《农民专业合作法》人格独立性角度,通过文献梳理、实践判断和逻辑分析方法,本文形成以下结论:在“两分法”体系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营利性法人的特征;法律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结构安排的核心是明确界定成员与合作社之间财产权利的边界;治理结构的完善应当以保护成员的最终控制权为目标,完善赋权机制,并保护成员退社自由的权利;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特别扶持符合法理,法律不需要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但不排除政府可以对合作社的税收豁免和财政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专项检查监督;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遍给予反垄断豁免权的同时,须对联合社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倾向持谨慎态度。     

两大法系公司经理法律制度基本价值探析

通过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经验的考察 ,从立法价值层面分析了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三个基本价值取向 ,即增进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公平与保障交易安全等 ,以有利于我国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风险社会中的宏观调控及其法律规制

基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启示,在现代社会中,宏观调控本身也是一种风险,呈现出入为性、不可预测性、二重性、个体性和延伸性等特征.这种风险既源自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行为功能的多重性,也源自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局限性和主观随意性.风险规制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之一.因而,有必要在宪法层面对宏观调控行为进行专章规定,在宏观调控基本法律原则层面确立经济稳定增长原则和一致行动原则,在具体法律制度层面完善宏观调控权力制约机制和宏观调控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论行政参与权在我国的证成

行政参与权在我国的证成就是证明行政参与权在我国存在的正义性、合法性与实效性。这恰好对应权利存在的三个维度: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同时又对应两个层面的权利:应然层面的权利和实然层面的权利。因此,在我国证成行政参与权的逻辑进路是:其一,通过规范分析证成应有维度的行政参与权;其二,通过实证分析证成法定维度和实有维度的行政参与权。行政参与权在我国主要还是应然层面的权利,实然上,我国还应完善确立行政参与权的法律制度,切实保障行政实践中公众行政参与权的享有。     

社会保障法的公平价值及其实现

法律具有一个包含不同价值观的复杂而多层次的价值体系。在社会保障法的基本价值序列中,公平价值总是优先于秩序、效率等价值。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价值,可以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人性的层面加以理解。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有其深刻的原因,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价值需要相应的对策。     

论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

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的最高自治规范,具有自治性特征.它规定了公司的基本制度框架和运作程式.我国<公司法>突出了公司章程的自治性,公司参与者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法规范进行填补和修正,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对公司事务作出自主和合适的安排.本文尝试通过对公司章程自治含义的分析,研究章程自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即基本边界、价值边界和规则边界.     

《纲要》中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论要

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是《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典型类型知识产权还是非典型类型知识产权，都有其保护范围和边界，故知识产权法规范架构内置诸多限制性制度安排，可从知识产权的取得、维持、实施等维度划出知识产权的范围和边界，对超越这些边界或违反立法宗旨的知识产权利用行为适用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进行衡量和调整，从而实现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规制。     

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转型

通过综合分析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规范历程与实践变迁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补充法律规定功能的确立、废止与长存。规范上的废止源自于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有别于立法的理论批判,实践中的长存植根于哲学诠释学关于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理性判断。二是明确界限功能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角色转换。在规范层面,明确界限是立法解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实践层面,明确界限转变为统一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在我国宪法迈向合宪性审查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及区分独立型立法解释与辅助型立法解释的理论前提下,立法解释制度可以发挥增强合宪(法)性审查说理性以及法律合宪性事后控制的新功能。为促进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全面与有效发挥,应建立健全立法解释制度与合宪性审查、法律修改等相关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法律制度探析

生态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态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益处.它由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两种利益形态构成.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理论依据在于生态资源的公共物品理论、资源社会性理论以及生态正义理论.由于我国不同区域与不同主体发展的差异,以及多元利益实现的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法律制度的构建最能直接保障生态利益的公平分享.通过完善现行的区域补偿制度、生态税制度和自然资源物权制度,为重塑生态利益分享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可能.     

后现代视野中法的概念重建

法的概念解读有三个基本维度,即价值、制度与谱系。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推动了法的概念重建。在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的观念中;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获得全方位生长。后现代思潮引发的法的概念重建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论现代合同法与侵权法的边界——公平正义之法律变革

现代合同法与侵权法出现了相互融合、边界模糊化趋势,且具有相应的表现和合理的原因.这一趋势是法律应对社会变化做出的自我调整,其目标是指向正义这一至高的法律价值,而其进一步发展和制度协调也将在正义法律价值的引导下展开.     

GPA主要成员政府采购制度和法律规制探析

政府采购制度源于自由市场经济并完善于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和行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公平作用.为了更好地实施政府采购制度,各国尤其是GPA主要成员均在法律规制下实施了有序的政府采购制度.而GPA主要成员完善的政府采购制度和相关规则设计,对于我国实施政府采购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唐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文化意义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双重维度和唐代以前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代婚姻制度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以礼入法,法律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法律制度的建立与罪名的设立直接源于礼的规定;法律对维护家庭伦理关系的高度重视。唐代法律文化对当代婚姻家庭关系有其启示意义。     

对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的思考

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无效合同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遇到一定问题,逐渐暴露出制度设计缺陷.在阐释无效合同制度自身的问题和影响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理念层面分别对无效合同制度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包括区分相对无效与绝对无效的概念、区分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界限划分.针对上述问题,从立法理念的进步、相对无效概念的引入、区分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以及无效合同制度建设等不同方面,为我国无效合同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