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

当今社会是政府、市场（主要指市场中的企业）与第三部门三个空间的统一体。其中,第三部门（公民社会部门）的发展应该是与公民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同时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使得第三部门的出现成为迫切的需要。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着博弈,而作为较优结果的合作无疑应该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即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之间的良性互动应成为社会前进的“三驾马车”。     

要市场,也要政府:互动中的互补--两大自由主义经济观比较

自发型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理性型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存在严格的对立与替代。二者有着共同的自由主义基础 ,对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都推崇备至 ,都主张既要市场 ,也要政府。自发型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理性型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不同 ,导致在自由、理性、法治等问题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由此导致对市场和政府作为领域的界定有所不同 ,因而在不同时期提出消极政府与积极政府的不同主张。当代自由主义则以实用主义为准绳 ,对自由主义加以实用化改造和解释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论农村城市化中的市场、政府与社会

综合雅各布斯和斯科特思想中关于城市化问题的思考,可以发现,他们集中批评的都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过于强烈。事实证明：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但政府的过度干预、角色错位、市场经济原则的滥用等也会对农村城市化过程产生负面影响。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府的作用已渗透到农村城市化的方方面面,但市场体制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走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为例

在"弱市场、弱社会"和"强政府"的初始条件下,能否实现治理,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改革初步显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面的协作趋势,体现了从"统治"转向"治理",从"善政"转向"善治"的方向.这证明在并不理想的起始点上,依旧存在实现治理的可能.但目前改革还尚未深入,改革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工具的运用和发展还极不平衡.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的未来走向,可为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独特的场域.     

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与市场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核心 ,但也强调政府应针对由于外部经济效应等原因而导致的“市场失效”对经济进行干预和管理 ,同时在一定的决策体系制衡过程中妥善解决由于委托———代理问题而导致的“政府失效”。中国政府不仅要面对市场的固有缺陷而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 ,还要面对由于市场缺少必要发育的“市场缺乏”问题而对经济进行管理 ,同时还必须在政府自身的组织框架内对各级委托代理链上表现出来的政府失效进行改善。     

市民社会的生成机制与政治国家的权力制衡

市民社会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信息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权力制衡的根本路径是营造市民社会整体的信息势,消除社会复杂性增长导致的不确定性。由于市民社会运行机制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从而在社会系统内部产生不同层次上的对称性分岔,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不断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的复杂性增长而导致不确定性增长、腐败的几率增加。所以,抑制腐败的有效战略就是通过营造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最高层次上的对称性,产生最大的社会主体信息量,营造强大的社会整体信息势,最大限度地消除复杂性导致的不确定性,并最终形成长期有效的抑制腐败的权力制衡机制。     

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

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管理市场自古有之 ,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及对贸易的参与方面。其中 ,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主要包括 :建立城镇市集 ,划分销售地区 ;规定贸易时间 ,限制夜市交易 ;推行抑商政策 ,加强商人管理 ;严查商品质量 ,不许伪劣入市 ;调控市场物价 ,严格物价管理 ;利用税收政策 ,调节社会经济 ;统一衡器币制 ,方便货物交易 ;制发契券票帖 ,规范贸易行为 ;缉盗贼防火灾 ,保证财货安全 ;制订交通规则 ,维持市场秩序。政府对贸易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官营贸易及官吏经商两个方面。通过历史上政府干预经济问题的考察分析可得出结论 ,政府要“适度”干预经济。     

市场发育、政府主导和社会管理创新——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浙江项目的分析

社会管理创新表征着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区域性格。围绕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社会权利导向制度环境的营造,以及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浙江省各地政府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分析发现,社会管理创新体现了市场发育对于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并由此规定了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的结果,通过国家力量提升社会管理创新水平是一种现实选择,但须注意其限度。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制衡、控制和参与——关于西方社会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述评

在当代西方主要社会管理理论中,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基于不同理论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理念会有较大反差,这些观点无疑将为我们今天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启示和借鉴。     

政府购买、社会参与、市场运行的三维模式——宣城市水阳镇社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政府是社会建设的积极主体,政府在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行运行机制的选择。安徽省宣城市水阳镇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对政府购买、社会参与、市场运行三维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政府购买、社会参与、市场运行是一种较为高效的社会建设运行机制,但是探索阶段也存在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现行模式的变革和突破将会更好地推动社会建设的发展。     

论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条件：建立分权制衡的政府制度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需要以某些条件的满足为前提,否则所建立起来的违宪审查制度就不可能起到应有作用。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是出于保障宪政的目的,但是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为达到这个目的,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建立起分权制衡的政府制度,而非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后者至多是一个充分条件。     

论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关系

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 ,市场和政府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市场存在缺陷要求政府干预 ,而政府存在缺陷也需要市场介入。政府对市场缺陷的校正或许会带来新的缺陷 ,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之不同程度的交互组合配置     

论政府市场

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不同政府之间存在交易关系和为追求综合利益的竞争关系。这些关系不能用强制力来调节 ,也不能用地方保护主义来调节 ,只能求助于市场 ,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政府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种市场关系就构成了政府市场。政府市场的交易不是提供物质商品 ,而是提供的类似无形商品的政策和环境。政府市场之间竞争的媒介是企业和居民。     

市场约束与政府干预共同作用下的银行风险承担

市场约束和政府干预是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两种外部治理机制,这两种外部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存在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和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干预显著的增加了银行的风险,而市场的约束作用比较弱,其中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受政府的干预比较少,但城市商业银行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较高,显著的增加了其风险.同时从分组回归的结果我们也发现在2005年之后政府干预机制逐渐减弱,而市场的价格约束机制逐渐增强     

政府、社会、市场之多元维度视阙下的治理发展研究

治理概念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改革思维的一种演变。治理模式应转向社会大众层面共同参与进行。本文探究了治理问题焦点,梳理了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因素扮演的角色,建构了一种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之三方相互融合的治理模式,剖析了新公共管理的结构与运作,确定了治理结构的共同理论基础。     

现代政府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与行政伦理制衡探讨——以"禁讨区"之争为例

社会治理是政府的行政活动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一种延续,其实现的过程不仅具备与行政管理的科学性相一致的制度化、技术化操作的路径,同时还应受到行政伦理原则的制衡,通过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效果最佳化。为此,政府在社会治理上路径选择上必须考虑行政伦理制衡问题。例如近期对大连市设立“禁讨区”的争论,就探讨了社会治理路径选择与行政伦理之间的制衡关系,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出发为政府治理社会问题提供了思路。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失灵及其与政府干预的关系研究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及其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本文将市场失灵划分为效率性市场失灵、公平性市场失灵、不成熟性市场失灵三大类型,将政府干预划分为反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和对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在重点突出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期国家所特有的不成熟性市场失灵及反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及政府干预的主要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理顺我国现阶段各种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