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写历史的三种形态与历史自觉

关于何为"历史"?学界颇具纷争,大体而言,其内涵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活动过程的本身,二是指对人类过去活动过程的记录与解释。对历史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影响人们对重写历史的态度。从各家论述考察,重写历史主要包括当代人述前代史、当代人述当代史以及当代人述通史等三种形态。当代人述前代史,体现了前代史的"当代性变化",助力于当代人反观当代史;当代人述当代史,体现了当代史的"历史承继性",助力于后代人重释前代史;当代人述通史,旨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助力于当代人反思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及其得失成因。历史是"具体"的,历史著述者重写历史旨在向人们揭示具体历史的变化。如果将历史看作是对过去发生的各种活动的一种不完整叙述,一种满足后人需求的不稳定的文本形式,并不会损害历史的价值与意义。如此讲,并非凸显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无知",也并非呼吁历史学家放弃历史书写,而是提请历史学家提高重写历史的自觉意识,呼吁史学界不断重写历史,这既是历史著述者的时代责任,也是史学界的历史担当。     

"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本文以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为根据,提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和历史3的概念.历史1作为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虽然它往往不可寻觅,但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还是要尽力去寻觅,即或只能获得一些碎片,也是有意义的.历史典籍作为历史2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当然是重要的,需要十分熟悉,也需要加以辨析,但不能原样照搬.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有辽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只有在深度的艺术加工的过程后,我们才会获得作为历史3的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跳出旧思维 另辟新视角——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笔者认为历史学者的主观作用对于建构历史图像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研究的理念与视角应当不断创新。《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一书正是这样的著作,笔者通过对该著作的评论来肯定著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地域与历史:徐光荣、徐彻传记创作的东北文化内核

徐光荣、徐彻传记文学创作,以地域文化为底色,在严谨考证辨析史料基础上,对东北地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做白描,为东北某一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立传。徐彻主要以清代前后,尤其清代历史上的帝王为传主,从努尔哈赤开始到慈禧在内的历史人物,均在深入研究清史基础上,客观公允、鲜活生动地评价和记述。徐光荣在查阅800余万字关东军档案、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对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中的历史人物做梳理,撰写《血色残历——侵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抗联英烈赵一曼系列传记,详实记录这一期间的历史人物,为爱国主义教育作出了贡献;徐光荣还深耕地域历史文化土壤,比较和研究辽海文化与中原文明互动,为辽海传统文化传承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立传。两位先生在传记记述过程中,对源远流长的东北地域历史文化传承和文化精神做了深入探寻。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历史解释的性质--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不同的历史解释

通常,历史哲学指的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不可割裂的分支,一个分支是试图在事件的进程中,或在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中发现某些意义或重要性,另一个分支是对历史研究进行哲学分析,即对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工作进行逻辑的、概念的和认识论的概括.在当代文献中,这两个分支分别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出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在解释历史方面的区别,说明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性质和重要意义.     

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的汉文化因素

汉族的历史编纂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蒙古人将他们从汉族人那里学到的文化应用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写作风格。蒙古编年史编纂中的汉族历史编纂学因素体现在资料的借用和编纂方法两个方面。这也是蒙、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历史佐证之一。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蒋廷黻与“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历史学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似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在"清华历史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蒋廷黻在立言著述和治系行政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历史学派"和蒋廷黻之间的良性互动,缘起于诸多深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接续传承"清华历史学派"的学术精神,对于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及参考价值。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先生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称之为"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然而从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中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早期的著述中,也就是在他的历史理论的形成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主要用于阐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基础、前提和功能.而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则很少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恰恰是扬弃或消灭市民社会而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他的历史理论的立脚点,不可能是"市民社会",而只能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论史景迁的历史叙事写作

当前,对史景迁的历史叙事写作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客观性、文学性的辨析上,对这种写作模式在史学史上的意义研究较少。在厘清史景迁叙事历史写作与后现代主义和与历史小说异同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这种叙事历史写作的里程碑意义:从以社会科学导向的、以"确定事实"、解释事实为最终目的的历史研究,转向了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历史研究,并将治学重心转向以文学化的技艺"描述"历史,传达历史学家的学术见解。     

历史意义的焦虑:“普遍历史”的回应及其病理

历史过程的时间性指向一种历史沧桑感,其核心是历史的无常性,表现为历史过程的偶然、变易与无序,由此而有在历史中生存的意义焦虑。西方思想将历史无常体验为历史意义的虚无,并通过“普遍历史”构筑的“普遍性”,来抗拒历史的无常。最能体现西方文明性格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由两种传统构成：一是古希腊哲学提供的概念化思想工具,它使得普遍性在语言及其逻辑机制中以概念化运动方式加以建立,这种普遍性意味着脱离质料的形式;二由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保罗传统提供,它意味着隔断一切自然与文明论脉络的超越的普遍性,同时它将历史的意义系之于末世论的未来,这一未来意味着一种在时间之中消解时间—历史而抵达永恒的“特殊时刻”。以上两者结合,形成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回应的是“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同时又内在包含着对“历史中的意义”的贬抑,因而它意味着对历史的非历史处理,由此而难以避免历史终结的病理,这一病理最终导致的是历史意识的丧失。     

歧路彷徨:历史与文学之间

作为对过去的再现方式,历史和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但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其著述本来就是要以求真和传世为目的,而不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关怀,凭借一时的风云际会拥有很多读者的史著,未必能传之久远.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对历史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即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它也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源所在;在形式层,即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证过程"中,侧重分析时间、空间与个人生命相结合构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疏离普遍性的方式,以及在非历史的理性与历史直观/顿悟之间历史理性的运作。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作宗旨考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本是一部内容上独立的自洽之作,有着明确的写作宗旨和目的。它是一部从历史流变的实际中思辨地考察中国历史的专著。在其中,王夫之进一步肯任和充实了他在中期著述中提出的人道法则,更是通过人道这一历史哲学在历史现实中的伸张与适用落实了人道之作为中国历史的意义的地位,而历史也无非就是以礼为核心的人道的展开与实现。换句话说,船山先生的《读通鉴论》作为一部经验或实证方法论基础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品,其主要写作宗旨在于阐明中国历史是人道为规律的进展,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人道之起源与流行,船山在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解释中充分完整地说明了这一著述宗旨。     

在自然与历史之间:“自然状态”与现代政治理解的历史化

自19世纪起,现代政治思想开始将政治看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与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政治的动物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大相径庭。在政治历史化的过程中,现代自然法学说的"自然状态"概念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霍布斯理解的"自然状态",是人性在没有政治社会时所处的状态,是一种人无法生活在其中的自相矛盾的处境。普芬多夫在修正霍布斯的概念,提出前文明的自然状态时,开始将人类从前文明的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过渡理解为一种演进的过程。卢梭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提出批评,将"自然状态"下的人性分解为原始状态与社会状态两种处境,并将人从自然手中逐渐败坏的社会进程作为分析政治社会的基本路径。这一思想,最终在康德那里,转变为世界公民视野中的普遍历史观念。     

掀起"历史真实"的盖头来

本文以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为根据,提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和历史3的概念。历史1作为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虽然它往往不可寻觅,但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还是要尽力去寻觅,即或只能获得一些碎片,也是有意义的。历史典籍作为历史2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当然是重要的,需要十分熟悉,也需要加以辨析,但不能原样照搬。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有辽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只有在深度的艺术加工的过程后,我们才会获得作为历史3的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谈谈关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价标准问题

本文以朱光潜的“物甲—物乙”说为根据,提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历史1、历史2和历史3的概念。历史1作为历史的原貌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泉,虽然它往往不可寻觅,但历史小说家和历史剧作家还是要尽力去寻觅,即或只能获得一些碎片,也是有意义的。历史典籍作为历史2是创作的基本资料,当然是重要的,需要十分熟悉,也需要加以辨析,但不能原样照搬。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必须有辽阔的诗意想象空间。只有在深度的艺术加工的过程后,我们才会获得作为历史3的历史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