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上世纪40年代的创作

上世纪 4 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与思想上的彷徨期 ,随着以湘西生命形式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 ,沈从文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日益加剧 ,这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本质何在 ?如何实现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 ?这些问题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 ,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就成为他创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题。沈从文由此涉入对生命问题的“抽象的抒情” ,弘扬“生命神性”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     

论沈从文的生命本体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以高远的眼光穷究生命本体并把握其价值归依,在创作中展示各种生命形式。他往往在把生命与“情感”、“偶然”、“理性”、“意志”、“美”与“爱”、“抽象原则”这些人生价值与情感因素的联系中,表达他对生命本体的理解。同时,沈从文是生命的神性论者,对于“生命神性”的发现及其张扬,是沈从文生命本体观的最独特之处,形成其独特的“生命神性观”。通过探讨沈从文的生命本体观,可以透视沈从文创作中的许多重要现象,把握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     

沈从文、福克纳小说的神话——原型阐释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和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天地"可被视为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神话体系,但两人对各自创作的神话—原型模式结构的阐释不同:沈从文的小说呈现了"神之再现"的原型模式;福克纳的小说展示的则是"神之解体"的原型模式。二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体现着不同的神性和人性。     

从“共通人性”看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

在沈从文的生命哲学中，“神性”与“人性”是互为补充与参照的两个重要范畴。沈从文的“共通人性”与京派的“普遍人性”具有对应关系，蕴含“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其生命神性范畴既是对人性范畴的补充，又是对人性范畴的提升，从另一维度揭示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湘西怀旧与沈从文创作个性的文化建构

湘西是沈从文生命哲学的具象诠释。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湘西怀旧中所展示的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形态是人类生存的基点。通过对湘西世界的怀旧和重构,沈从文的创作连接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对湘西怀旧世界的反思和认同则成就了沈从文的创作个性。     

《看虹录》、《新摘星录》意象解析

沈从文40年代创作的小说《看虹录》与《新摘星录》具有浓厚的哲理色彩和象征意味,作品中有两对主要意象,即“虹与星”和“诗与火”。“虹与星”不仅是关于美好女性的象征,更反映了沈从文对于“抽象”的思索———“向虚空凝眸”;“诗与火”则象征一种充满爱与美的理想生命形式———“神在我们生命里”。这两篇小说是沈从文为复活与重造爱与美的神性进行孤独求索的一份精神备忘录。     

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     

论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禅学意趣

佛教中的禅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庞大的子系统,对沈从文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艺术世界中。无论是渗透在作品中的悲悯的情怀、生命无常的感悟、回归自然的愿望,还是在创作心理的把握中,都体现出一种禅学风范。     

平等思想的现代呈现——对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境界的现代阐释

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受儒家道家平等思想的影响,抱着对生命的虔诚信仰,建构起了一个具有平等生命形式的“湘西世界”。以往人们所留恋注目的通常是他所描绘的湘西世界溢于表层的人情关、人性美的人生形式,而对于隐藏在这个理想王国之下的“平等”的文学理念,缺乏具体、细致的认识。文章从沈从文创作中“平等”的文学理念这一角度,通过对湘西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平等关系的描述,以期揭示其小说的深层意蕴,探寻其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美在生命——论沈从文的美学思想

古楚文化的精髓 ,在于强旺的生命意识、泛神思想 ,及由此派生出的流美观念、重情倾向。深得古楚文化神韵的沈从文 ,其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成一家。沈从文认为 ,一个人过于爱有生的一切时 ,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 ,亦即发现了“神”。美无所不在。生命之最高意义 ,即“神在生命中”的认识。由此 ,沈从文提出“美在生命”的美学命题。然而 ,生命者 ,只前进 ,不后退 ,能迈进 ,难静止。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 ,矛盾是常态 ,毁灭是常态。于是 ,沈从文又发出“美丽总使人忧愁”的美学感叹。这一感叹与先哲“逝者如逝夫”的哲理内涵暗合。沈从文立志做文学殿堂里的浪漫派 ,创造出不同于现实的“异在”艺术世界 ,完成他美在生命的艺术命题     

美丽总是愁人的:沈从文创作理想的悖论性

沈从文绘制的“湘西世界”神奇瑰丽,但浓郁的诗情画意仍无法遮蔽其情感的矛盾与思想的困惑。“美丽总是愁人的”不仅道出了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处境与复杂体味,而且也寓示着其文学理想内在结构的悖论性特征。     

“以形写神”说与“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整体把握宇宙万物,实现人与自然相通相和的精神境界,为古代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模式,是一种成熟的宇宙意识和诗意的人生理想。顾恺之绘画理论和绘画实践的“以形写神”说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出发,将“形”与“神”的范畴加以综合,以人、自然、神灵三者的融合为表征,体合宇宙精神,达到“通天人之际”神人以合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画家的理想人格。     

辛稼轩"悲剧的诞生"说

以《稼轩词)为代表的辛稼轩作品,其蕴含酒神精神,是极其丰富而富有生命力的,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巨。从他的作品中追导其生命苦痛的根源,原来正是其酒神精神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诞生”。     

以拒绝“都市”的姿态走向都市——沈从文的“都市”语义及其“京派”身份再省

沈从文历来被视作一个"乡土中国"的指符,然一个悖论式现象是,沈"进城"与"返乡"的姿态同样坚定:他在心理上留恋乡土,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在现实中急欲进入的都市,却成为小说中蔑弃的对照物。如此解读其"都市"语义,可见一种站在"知识阶级"门槛上的边缘自觉,形塑了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而其与"都市"互为"他者"的"湘西",则是在一个置身其中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压抑下被激活的理想世界,本身即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究其作品内蕴,则又见:在疏离政治、逸越道德、面向俗世、重视人欲,甚至标新立异方面,上海乃至"后上海"时期的沈从文,与所谓"海派"具有一种精神内质上的共通处。而在不同都市社会生态的转换中,沈从文自身完成了从一个远眺知识中心的"乡下人"到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迁移,其身后,则铺衍了一条京海合流的生命轨迹。     

试析《圣经》中的"罪"与"爱"

《圣经》中的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有关“罪”与“爱”的阐述既体现了宗教的神圣性,又对现实人生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人性本恶出发,基督教认为人具有有限性,故需时时反省、忏悔。而耶稣被钉十字架,则表达了上帝时人的无尽之爱,俗人需以上帝为榜样,以博爱之心宽恕他人之过。     

海德格尔的"世界"与中西"世界"的比较

在中国历史上,自然的天地具有最高的规定性,儒、禅、道三家都从各自的角度要求人生在世的活动合于天地的规定;而在西方历史上,世界通过与天、地、人、神间的关系中表现出来。中西历史上的世界的开端都表现为区别于黑暗、混沌的光明。在海德格尔看来,天地人或天地人神的关系的展开不仅需要光明,同时需要黑暗,正是光明与黑暗的游戏使世界得以显现。     

从出土文献再论荀子“天”论哲学性质

近代以来,在用西方话语系统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荀子"天"论成为过度诠释的一典型个案。随着近几年考古材料的问世,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天"论与孔子、孟子"天"论一样,同样蕴涵着"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诸种义项,先秦儒家哲学中的"天"并不存在一个由"宗教之天"向"哲学之天"过渡的哲学进程。     

《西儒耳目资》中的"u次"为舌尖前高元音说质疑

根据金尼阁对“甚、次、中”的解释,通过分析u韵各小韵的代表字,认为《西儒耳目资》的“u次”不是舌尖前高元音,而是一个与“u”相近的音。而根据现代方言,可以将“u次”拟作[y],“u甚”拟作[尬],“u中”拟作[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