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与重建国家自主性

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内在地包含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而充分发挥国家自主性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自主性的弱化趋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重建国家自主性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要在深入推进行政改革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进程中,致力于国家自主性的重建,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现代主体性：西方社会组织体制建构的逻辑基础

在流变的现代性视野中,西方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为主线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过程,是“人的主体性”、“社会自主性”、“国家自主性”三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社会组织体制作为一个整合的秩序结构,评判其建构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看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民对主体性的追求。作为内生逻辑,西方的社会组织体制主要表现为一种内生自发的秩序,由社会内生组织结合生成的“强社会”成为重要的建构主体。作为外生逻辑,国家的制度安排使这一过程具有可控性和规定性。西方经验表明,“国家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可以并行不悖,未来社会组织体制的建构趋势是按照“强公民—强社会—强国家”的理路形成新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机制分析——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性类型的分类蕴含对国家-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为理解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机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基础。简言之,国家基于区隔社会的关系实现超越型自主,基于嵌入社会的关系实现嵌入型自主,基于整合社会的关系实现动员型自主。目前学界对国家自主性实现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前两种,忽视了文化属性较为强烈的动员机制,因此动员型自主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家具有的文化治理的技术优先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精英决策、法理结构和价值系统等层面赋予的中国国家自主性是支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     

再论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辩证地看待国家自主性概念,不能单纯地强调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主义的特性,而应该将之放在国家与社会、国际与国内的双重维度进行考察。再认识国家自主性,必须看到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应认清其发生效用的限度,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暗潮涌动的当下,国家自主性留给我们更为重要的启示,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促进资本积累和改善社会分配两方面。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经济转型中的国家选择分析

经济转型中国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应该以合作、协调、互动的心态来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最终走向自主性国家。自主性国家是后发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的变奏与调谐——基于“国家-社会”视角的梳理

从“国家-社会”关系纵向演变的视角看,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传统国家-社会关系转型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文化转变动向、乡民抗争性文化和国家与乡村社会文化衔接机制的变化。国家对农村社会高度整合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对农村文化改造的方式与强度,以及文化改造带来的农村社区文化与农村相关行动者行为逻辑的变化。国家体制性权力退出农村社会后的乡政村治时期,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村某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复兴与农村公共文化的重塑。梳理三个时期的中国农村文化研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为：文化建设首先要确保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留乡”、“在乡”,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方向;二要重视农村地方性文化网络对国家主流价值观“乡土化”的承接作用;三要关注农村文化受众的文化需求;四要注重发挥农村中传统的、惯习性文化的正向功能。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制度性自治：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村民自治创新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国家加强对基层治理的管理,如何通过接入国家力量提升村民自治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命题。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民自治面临熟人社会基础不断瓦解、治理限度不断凸显的困境,难以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地方政府以资源下乡为抓手,从治理资源、公共权威、公共规则三个方面加强制度供给,形成了新型村民自治制度。地方政府将基层治理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时保留了村民自治,通过接入国家的力量提升了村民自治能力。新型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非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相适配,是接入国家力量且保持基层自主性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区别于国家力量支撑不足的社会性自治和国家力量消解村民自治的行政科层制。在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基层治理的特点,将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起来。     

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现代国家形成以后,普遍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权力、资源、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展现自身并由此进入社会的具体途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和文化的容器,以及国家连接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机制,即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关联并进入中国社会。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再度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本文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下,基于对城市基层公共空间生产的质性分析,提出了“空间中的国家”命题。在后单位时代,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当代中国主要通过基层公共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场域呈现自身形象、塑造国家权威、培育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国家进入社会,重构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有逻辑

“一党执政”等于“一党专制”似乎是一条不可挑战的公理,诚然偏见、先见、权威导致了误读,从而混淆了“一党执政”与“一党专政”的含义,然而造成当前巨大困境却在于官方和学术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党执政在中国的逻辑必然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从纵向看自上而下,横向看由政治国家到市民社会,与西方典型的民主逻辑颠倒;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市民社会而是政治国家,改革的重点不是国家如何实现法治化、现代化、民主化,而是党如何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现代化;在党与国家的关系上,不是国家领导党,也不是党政分开、以党代政、党政合一,而是党要领导国家,党高于国家。     

“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中国梦”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

“中国梦”的价值目标是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诠释了“中国梦”基于人民群众立场,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人民性;“国家富强”蕴涵着“中国梦”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全面性;“民族振兴”折射出“中国梦”关注人的精神成长、人的素质提升、人的创新能力提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化人性。     

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进

［摘要］人类社会中曾出现不同的政治实体与国家形态,现代“民族”（nation）观念和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是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在欧洲的,并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侵略活动传播到世界各地。尽管许多国家并不具备欧洲“民族主义”同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但是在西方主宰的国际交往和法规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民族国家”的形式。为了理解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实体的发展历程,也为了理解今天中国社会和国家形态的演变历史,本文讨论了“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历史,现代公民国家和传统部族国家的差别,以及今天在理解民族国家形态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     

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分离及其习惯法意义

民间权威与国家权威的相对分离在古代和现代中国法制上均有体现。此种现象深刻植根于社会与国家的相对分离之中，而所谓的“第三域”也是社会与国家之间分离、互动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社会与国家之问的相对分离之必要迫切要求市民社会的生成和壮大。上述命题和事实向人们展示了丰富的习惯法意义。     

集体化社会:南疆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结构性约束与社会风险

国家建构进程不仅受国家自主性影响,亦受社会自主性约束。现代政治动员的历史基础,以及新疆南疆少数民族集体化的社会结构及其自主性,使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只能吸纳部分社会,国家-社会关系在南疆呈现出"行政不完全吸纳社会"的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国家难以对南疆少数民族社会进行有效地整合,从而产生社会安全风险。化解南疆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对集体化社会采取两面策略,在防范结构性风险的同时,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从治理新疆的长治久安要求看,根本在于推进社会建设与政治、经济建设均衡发展。     

“失衡到平衡”:国家自主性的历史形态与应然走向

国家自主性是马克思"国家相对独立性"理论的重要题域,回溯国家自主性演进的历史生态,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国家自主性的过度都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失衡的生态写照。"强国家、弱社会"的历史写实或"弱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的可能走向都是失衡的政治生态,从失衡走向平衡,架构"强国家、强社会"的格局是国家自主性演进的应然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