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方式”的定位及塑造

“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是正确的政治决定,人们非常重视诠释它的政治意义.然而,仅关注法治方式的政治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重视法治方式的法学、法律意义.因为,“社会矛盾”在执法、司法领域表现为“具体矛盾”,具体矛盾的解决需要倚重法律方法或法律思维规则.在缺乏法治启蒙的背景下,需要改造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塑造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教义学法学意义上的法治方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指导,以法治中国建设为目标,以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强调尊重执法、司法的规律,反对权力的绝对化,倡导行为主体要像律师那样思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法治.     

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权力运行失灵的有效方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势在必行.然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树立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并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国社会需要在法治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决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     

司法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法治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重要途径。司法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在高效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同时,促进社会平稳运行。司法的现代化的提升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辅相成,它以促进现代公权力合法行使,化解新型矛盾纠纷,推动权益保障时代化以及推动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等功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但在此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司法人员解决社会新问题能力欠缺,回应社会现实所需滞后,司法嵌入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不足等问题。需不断提升司法工作者能力,紧跟时代与民众需求,完善工作机制以嵌入现代化治理格局,从而实现司法功能与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同频共振。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及化解之策简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产生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改革滞后、利益分配失衡、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以及意识形态多元化是主导性因素,社会矛盾化解的局限性又在于对社会矛盾认识的理念偏差、社会矛盾化解路径的迷失。要化解这些社会矛盾,必须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行经济民主的法治化,政治民主的法治化,社会民主的法治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问题解析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将在一定层面一定范围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呈现,如何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现实意义,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解析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路径,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达到社会矛盾的法律有序调处,以从根本上、多渠道、多角度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皖北基层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倒逼机制建设研究

目前党中央提出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建设与党员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密不可分,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法治中国建设,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面临的新课题。中国的法治建设关键在基层,因此基层党员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败。皖北基层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倒逼机制建设的关键环节在于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和考核标准,从制度上倒逼党员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发展,化解社会矛盾,以此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法治思维与司法办案工作

法治思维是从思想层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方式。司法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用法治思维创新办案模式、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对我国传统办案思维模式和制度架构的反思,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法治思维实现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笔者认为:一、要认清司法工作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二、学会用法治思维指导     

论高校辅导员法治思维的养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备法治思维是辅导员依法开展学生工作的前提，是推进学生工作法治化、化解学生工作矛盾的有力武器。本文从辅导员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管理观念、管理规范三个方面探讨了高校辅导员队伍具备法治思维的现实意义，并从尚法，学法，用法三个方面论述了高校辅导员法治思维养成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对法制教育目标要求的新发展

法制教育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也包含着对法制教育的探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培养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新要求，这既是对过去法制教育经验的总结，也是目前化解社会矛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对全社会法治理想的期待。当前法制教育的着力点可以从各级领导干部着手，通过在思想认识上不断强化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教育内容上丰富法律知识素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育以及加强法治方式的实践运用几方面来逐步养成法治思维，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统一战线的一项光荣政治责任——化解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矛盾

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是工业化原始积累以土地为中心的新兴新资本与农民的利益冲突.统一战线充分发挥引导和化解农村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是一项光荣政治责任和农村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化解前进中的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根本任务在于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情况、反映民意,以达到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共创农村社会和谐的目的.     

刑事和解：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的良性互动

我国刑事司法长期为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困扰,具体表现在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法律表达与司法实践的差距以及刑事司法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悖离等三个方面。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以及其内在的理论特质,使得刑事领域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实现良性互动成为可能。因此,在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建构中,应将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制度现实,发挥其在刑事法治中应有的功用。     

论法治框架下法官角色的社会期待

法官是通过适用法律解决案件和纠纷的国家官员,他们应该是公正的、廉洁的、有才能的和客观独立的。他们裁判案件的依据依照以往的标准只能是既有的法律规范或判例,审判的合法性来源于法律自身的逻辑周延性和规则体系的权威性。但现今,在面临多变和更趋复杂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生活形式时;在寻求一个深层的社会共识的努力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时候;在法律自治性渐渐瓦解、法律自身的一致性受到挑战的时候,法官应该具备的品行和才能有了更高要求,同时司法审判的合法性却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质疑,法治的意义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怀疑。法官与法治的这种密切关系以及当代法官该如何应对社会对他的角色期待,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和谐社会背景下行政调解制度探讨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虑,行政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目前,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给法治进程带来诸多隐性的不和谐现象,如诉讼观念的极端化、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使法院不堪重负等等。因此,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调解,不断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法律信仰缺失的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及对策

良法并不代表法治,法治是法律被信仰的神圣化过程与结果。客观而言,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已基本上实现了法律文本的法治,然而如何将这种立法法治转变为法治秩序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法律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中国法律确信之路的探讨必须先是一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客观讨论与批判,然后才是一个制度的设计问题。     

论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的视角

法律方法对于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案正义的实现。虽然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都要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但是由于不同的立场对于何谓法治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司法克制主义推崇形式法治的立场,而司法能动主义则坚持实质法治的立场。因此基于不同的法治立场对于法律方法的适用可能会对法治的实现在实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甚至有害的作用。基于新形式法治理论,我国现阶段法律方法的适用应该坚持统合司法克制主义与司法能动主义关照之下的法治立场,因为这两种立场本身都是为了维护法治这个目的和立场的,没有必要非此即彼,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则是由形式法治的立场所决定的。这种法治立场并不是一种泛泛而谈的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而是一种面向司法过程的法治立场,是我们运用法律方法的原则问题。法律方法的法治立场的确立,有利于我们在司法操作的层面更好地实现法治,这与政治或是国家意义上的法治立场是不同的,是一种面向司法实践的法治立场。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法学思考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所需,是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深化和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需要,是经济建设的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教育的民本化思想,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警惕法治保守主义,重视法律职业群体的作用.     

社会变迁中的农村法治问题研究

社会的发展已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村秩序,使农村法治陷入困境。针对造成该困境的原因,我们可在法律信仰、法治秩序主体、行政司法体制、民主参与机制等多方面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