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文中的“陇首”意象及其文学意蕴

陇首是关中与西北的天然阻隔,其独特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使“陇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意象.汉魏六朝时期是“陇首”意象的形成和丰富期.两汉典籍中的“陇首”还多是地理意义的称引,但已经开始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意蕴.《陇头歌》丰富完整了“陇首”意象的文学意义,并凝结为一个文化符号.南朝文人运用“陇首”意象表达人生、生命的无奈与悲怆,其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唐代边塞诗高峰的到来.     

《唐诗三百首》中“时光”意象探析

每个人都活在时间的洪流中,对时光的思考也是每个时代的诗人关注的人生主题。文章以《唐诗三百首》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唐代诗人对时光意象的思考:时光意象是诗人反思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衡量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方式,也是诗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古代边塞诗“辽阳”意象与民族文化心理

中国古代边塞诗中的"辽阳"意象反映了古代诗人在民族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等问题上的意识与感受。其具体寓意呈现了既稳定又多变,既有地理原色和实指性,又有艺术符号和象征性的特色。"辽阳"意象反映古人对国家统一、民族强盛的渴求。在壮志难酬时的蹉跎蹭蹬,在民族冲突尖锐时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热忱,对不合理的征戍制度以及统治者好大喜功、肆意开发边疆的有力抨击;给予普通民众以人道关怀,体现了地理之"象"与民族之"情"的完美结合。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     

李颀边塞诗的胡乐意象与任侠情结

李颀是盛唐诗坛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边塞诗创作独具一格,诗中用胡乐意象渲染烘托气氛,营造意境空间,用侠客的豪气状写报国之志、建功理想.李颀通过独具魅力的胡乐意象,构建起不朽的边塞诗魂.通过对豪侠少年的赞美,寄托了自己对建功立业的向往和昂扬向上的精神.胡乐意象与任侠情结的辉映,彰显了其边塞诗俊逸、奇特的审美风貌.     

“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南朝皇室与士族的互动关系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对南朝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了士族士人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二是南朝皇室和士族在政治上的互动促使南朝皇族与士族在文学上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古诗十九首》意象特点分析

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的风格抒写了东汉后期士人们最真实的情感,诗歌中所运用的意象代表了作者深沉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感悟,在此将从意象这个角度来探讨诗中所用意象的特点,从而去把握诗歌中蕴涵的情感表现。     

易安词的“瘦残”“愁损”意象

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特的精神品格、美感气质,将"瘦残"、"愁损"的词意象情绪化、柔美化,而"萧寒"、"酒阑"下的"瘦残"、"愁损"意象更显得顿挫婉转、情韵悠长,更具心灵感知色彩和女性特质,是李清照个性气质和生命体验的诗意阐释。     

宋词“闲”意象探析

“闲”作为一个心理情绪——生活状态意象，在宋词中出现的频率极高，这一意象映射出了不同时期宋代词人的内心底色：社会承平之时，“闲”意象包蕴着词人对于闲淡雅致美人姿态的赏爱之情以及自身洒脱闲散人生情绪的自得之意：亡国失都之际，“闲”意象凸显了词人壮志难酬的孤愤情怀和悲观厌世的末世情结。这一意象内涵的转变，清晰地昭示了宋代词人的心路历程，从中亦可见出宋词由娱宾遣兴到抒情言志的发展轨迹。     

论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文学的影响

南朝是中国佛教极为兴盛的时期,但此时佛教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那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佛教的世俗化对南朝的山水文学、宫体文学以及南朝文学"尚形"的倾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这种现象,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南朝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北朝民歌对南朝及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民歌于齐梁之际传入南方,大多语言质朴铿锵,格调粗犷豪迈,气势苍凉慷慨,最能代表北朝文学特色,其悲怆劲健的气质为南朝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南朝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朝民歌的贞刚气质与南朝诗歌的清绮文采相结合,为唐诗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北朝民歌数量虽少,但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它渗透在唐诗乃至唐代文学的方方面面。北朝民歌对唐诗的贡献,不仅是语言上的借鉴和意象母题上的提供,更重要的是气质上的熏染。北朝民歌与唐代边塞诗从内在心理、美学风貌到思维模式,全都有承递的轨迹可寻。正是因为有了梁陈诗人向北朝乐府民歌这样的学习,中国古代诗歌才逐步走向了唐诗特别是盛唐诗那样＂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的高度。     

“玫瑰”意象及爱米丽的“自我实现”

在《献给爱米丽的玫瑰》里,福克纳创造了一个令人怜悯的美国南方淑女形象。从对“玫瑰”意象的理解出发。采用格雷马斯矩阵分析爱米丽的“自我实现”及其悲剧,并借用赵毅衡的“全否定”性符号学矩阵来分析爱米丽和南方传统之间的“占有”和“抛弃”、“非占有”和“非抛弃”以及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叙事的多层否定使爱米丽的“自我实现”显得更加悲壮,值得献上一朵玫瑰花。     

当代文学中的“树”——当代文学的意象研究之三

中国文化典籍一向有“以树喻人”的传统。当代许多诗人、作家也常常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以树喻人、以树咏怀、以树明志。因此,“树”便成为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文学意象之一。对这一意象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同时也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开拓了新的思路。     

陇中文化的特点及研究对策

“陇中”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地域经济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尽管与地域行政区划密不可分,但陇中还是与行政区划不同,是一个集历史、文化、地理、语言、民俗于一体的区域性地名．,其文化现象具有独特性、包容性、多样性和创造性的特点。陇中文化研究起步慢,底子薄,经费投入不足,存在的问题较多。因此,陇中文化研究要突出“两河一路”的基本构架,争取双向构建,打造多层平台;取长补短,科学论证,实现与区域文化研究的联姻,提高科研水平,防止搞文化政绩工程等有违文化伦理的事情发生。     

《古诗十九首》之意象群刍论

《古诗十九首》在意象群的使用上,注重对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各类意象词的使用。这既是对《诗经》的继承,亦是对《诗经》的发展。其使用的各类意象群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形成的整体意象群是鲜明、生动而深刻的,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在意象群的运用中,其多化用前人诗句,多植入传统故事,多叠字、叠词等手法,给予后人诗歌创作以极大的启示和影响。     

古典文学“比翼鸟”意象的审美探析

“比翼鸟”意象在古代文学中的运用可谓源远流长,究其源头和原型可追溯至几千年前人们对野兽禽鸟的看法和理解.通过分析“比翼鸟”意象原型的演变,以及它在古代诗歌、传说等文学作品中形成和演化的过程,我们能够认识该原型的文化来源及意象象征意义形成的原因,并借以诠释“比翼鸟”意象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中的影响.     

“新边塞诗”的历史经验

＂边塞新诗＂、＂新边塞诗＂和＂西部诗歌＂相互混淆,泛化且淡化了重点和特征,使得读者和作者都难以认知把握＂新边塞诗＂;宏观视角、＂大我胸襟＂的主流性或意识形态性,也使得＂新边塞诗＂的景观和情思呈现出明显的单一性,制约着后来诗人的跟进和发挥;＂新边塞诗＂的书写内涵和书写方式,又与后起的诗歌潮流相悖,最终也就后继无人。这是＂新边塞诗＂淡出诗坛的根源,也是应该记取的历史经验。     

对南朝文学形式主义美学风格的审视与思考

南朝时期,文人重视以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哲学思维方式转变导致的。当时以玄学和佛学为主要哲学,文学语言深受影响。文人对文学语言的审美价值十分重视,在文学上的创新主要是在语言形式上进行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导致了近体诗和骈文的出现,文体研究和形式批评等逐步形成,这就促成了我国古代诗文创作和批评的形式美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