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拜民主义思潮评介

本文追溯了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拜民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种种表现,并分析了"五四"时期这一思潮与后来拜民主义观念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指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屡犯"左"倾错误,拜民主义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文江与"好政府主义"

20世纪20年代,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深受儒家"内圣外王"传统思想影响的丁文江,从其"少数人"努力的英雄史观、唯科学主义的信念和实用主义的政治观出发,积极提倡"好政府主义".丁后来出任淞沪总办和提出"新式独裁"论,是其"好政府主义"政治理念的实践和延伸.从20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看,丁文江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和历史的合理性.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伊斯兰现代主义与回族新式教育

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作为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主要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及世界很多地区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回族作为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诸民族融合而产生的新民族,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与伊斯兰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回族新式教育是在当时中国和世界特殊环境下造就的一种教育形式,它的诞生在诸多方面都受到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的启发,是其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     

朱熹理学与日本"合理主义" ——从源了圆《日本的合理主义》谈起

源了圆认为朱熹的"理"观念是日本"合理主义"形成的诱因:"无极而太极"之"理"具备道德性格,演绎出"思辨的合理主义";基于"理在气先、理气不离"的"格物致知"生发出"经验的合理主义"。随着西学援引,由"格物致知"生发的"经验合理主义"逐渐成为日本"合理主义"的主导,并由此助推自然科学的高速发展,政治生活中的忠于天皇、武士之勇、"达成目标"等价值坚守;伦理道德上消解朱熹理学中的"敬",确立自然性情的合法地位,强调出于主体心情自然流露的行为即是道德的行为,摒弃伦理法则的客观性,还伦理于俗事生活。以源了圆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从文化比较视角对日本文化所作的致思在内容、方法与视野上均对我们解析儒学现代价值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其博士论文并是其成名作.该书中,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学术范式,对其形成、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最早的论证.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史华慈的这些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自我东方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翻译

探讨"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的原因,分析"自我东方主义"者们对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揭示"自我东方主义"造成了他们在文化翻译中方向的迷失,从而患上言说东方文化的"失语症".     

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

1999年,王逢振和谢少波合作,以通讯方式采访了一些西方理论家和批评家.本文是德里克对其中部分问题作出的回答,包括现代主义的指涉性、理论的可译性、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与"自我东方化"等问题.文中观点体现了作者个人的独特视角.全文三万余字,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原文为英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译为中文发表.     

史华慈的"毛主义"及其毛泽东研究

“毛主义”一词,是在美国反苏反华反共狂潮弥漫的政治气候中,由史华慈首先创造出来的,用以说明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一概念的提出,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不断地引发出一次次的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论争,史华慈本人也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派的批判与攻击。这个过程,既客观促进了西方毛泽东学从新闻传记向学术研究方面的转变,也为我们研究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提供了更多的方法论启迪。     

新世纪"儒教社群主义"的意义与问题

"儒教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片面提倡自由选择、个人无节制的利益追求以及排他性弱肉强食般的社会竞争等理念,认为这些理念酿成了社会族群之间的排斥、分裂与斗争.但传统的"儒教社群主义"以重视先验普遍性的、不变的绝对主义伦理学说为基础,在事实前提不明确的背景下看待世界,所以对活跃的、多变的、具体的历史中所出现的多样的理念和文化,包容性相当差.因此,必须批判性地检讨传统的"儒教社群主义"意识的内在问题,进一步探索"新儒教社群主义"理论.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发展的认识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三大历史性飞跃,具体生动地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和不断丰富的历史过程。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加强对"三大规律"的研究和认识,树立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伟大结合的历史任务。     

刑法应当取消著作权犯罪的"营利目的"要件

我国刑法将“以营利为目的”设置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归责条件,存在着立法指导思想偏颇,刑法条款之间、刑法与行政法规之间矛盾,司法补救功能无从发挥等系列问题。侵犯著作权犯罪不要求具备营利目的,已成为国际领域的立法趋势,也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最低义务。但在具体修改时应当结合我国的国情,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更加科学、合理、公正。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实现对 “三农”的社会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已进入“风险社会”。相对于城市而言,缺乏社会保护机制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由于抗风险能力脆弱而陷于困境。出于对城乡社会稳定和安全形势的忧虑,社会开始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问题发展的症结,并寄希望于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文章试从风险社会视角认识农村社会发展困境,并从“社会整合”角度认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价值基础,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会安全保障问题。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中国“渐进改革”路径选择评价

30年来中国"渐进改革"路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渐进改革"路径下,权力主导下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蕴涵着较大的问题和矛盾:"渐进改革"具有不彻底性;"渐进改革"缺乏可持续性;"渐进改革"导致利益分配不公;"渐进改革"缺乏动力机制;"渐进改革"在利益调整上存在内在冲突性。在评价渐进改革路径选择时,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重新审视,需要从更长远、更深层次去评价中国改革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深化制度变革,必须对渐进改革路径进行必要修正,"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转轨时期中国可供选择的理性路径。     

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论述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他始终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将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对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进行了科学地分析,指出农民的富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今天,认真学习和运用这一思想,对解决新形势下的"三农"问题,推进农村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新青年》编辑群同人告别“牵手”思想启蒙

《新青年》编辑群同人最终选择告别“牵手”,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双重时代主题交集换位的深刻过程,为此,《新青年》的编辑群同人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如胡适与李大钊对“问题与主义”的探讨、郑重发表极力弥合编辑群同人分歧的“公同意见”,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心平气和地“宣告退席”或“临时退席”。历史给予的现代启示是：“颠覆”一个旧制度的“革命”的“根本解决”,至少没有充分估计建设一个新社会所需要的“成本”和“代价”;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内在启蒙精神,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中国的民族事务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事务。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肩负着13.7亿人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重任。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对着消除民族问题"历史遗产"的复杂形势、面对着解决民族问题现实因素的繁重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际相结合,确立和实行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定了一整套以制度、法律、政策构成的,立足于真正平等基础上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民族政策体系,有力地维护了各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坚持和完善这套民族政策体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必须高度重视的任务。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问题及其对策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对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补助的制度,它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建立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遇到了一些问题,必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文章就此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和办法。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贯彻"四个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