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政治回应：政治权威建构的有效路径——基于中国语境的分析

政治权威建构直接影响权威主体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既有研究多立足单一主体视角，探讨权威主体控制、动员、嵌入权威客体以建构政治权威的过程，对于从政治回应角度建构政治权威尚缺乏深度分析和足够重视。在考察三种典型权威建构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回应的中国实践划分为三种类型——诱致性回应、主导性回应和本体性回应，以政治回应建构政治权威，契合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现实诉求和整体趋势，有助于增强政治合法性，保持政治有效性。     

社会转型与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转型时期的中国出现了政治权威一定程度上的弱化与流失,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给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危害性不可忽视。政治权威的存在与巩固是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因素,公共权力必须全方位地培植、更新,重塑政治权威在新时期的合法性资源。转型时期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进程所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整合,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之维

在合法性形成的过程中,权力除了需要为自身寻找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终极依据,还需要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作为依托。中国自西周以后,政治合法性的焦点从天上回到人间,德成为构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实质条件,由此铸就了中国传统政治强烈的道德伦理性格。     

休谟论政治义务与政治权威

休谟认为,社会起源于财产权规则的确定,政府起源于战争,政治权威建立在它所提供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政治义务的根据在于公民的服从行为对于维系政府之存续的必要性;政治义务以政府能否提供公共利益为条件,但不要轻易去反抗一个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有多种来源。休谟的思想在社会的起源、政治义务的根据和限度、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混乱和值得质疑之处。     

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合法性统治,这三种合法性统治都建立起了稳定性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信任关系。韦伯提出的法理型统治说明了现代权威的信任关系的特点,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仅有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其政治运作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而要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则必须使得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利益的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共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非共进性,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合法性认同,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研究

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形态的合法性观念越来越为当代政治学所接受,形成了以韦伯为代表的权威合法性模型、以伊斯顿为代表的系统合法性模型以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认同合法性模型等几种典型形式。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引入政治认同的变量来理解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精细化地理解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而道德正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威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古代中国德治模式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主张、制度创设、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不断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政治合法性问题已日渐成为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对于合法性基础的转化,要从依靠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型到依靠制度建设的模式上来。从政治参与制度角度审视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问题,不难发现基本政治参与制度和机制的缺陷、对新型政治参与制度缺乏创新、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未能有效融合是制约当代中国合法性基础得以巩固的制度性因素。因此,构建以完善基本政治参与制度为主体、创新政治参与体制机制以及对非制度化参与加以融合转化为框架的政治参与制度是提升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和策略。     

权威与民主平衡发展的重要价值及实现路径——基于后发国家和平转型的视角

后发国家政治体系的和平转型需要保持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发展,一方面推动权威的理性化转型,增强政治权威的凝聚力及其对政治发展进程的调控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权威的引导下逐步发展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增强权威的合法性.权威的转型为发展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民主创造各种条件,渐进民主的发展重新塑造了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后发国家才有可能实现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型.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

政治合法性作为实质性争议概念,主要表现为不同研究者关于政治合法性本质特征的各种理解存在某种基本共识,但在这些观点和理论之中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和较大的分歧。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使政治合法性分析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路径的分析模式结合,不仅可以揭示合法性评价活动的双重观念向度,还可以从历史进程分析的角度考察合法性评价客体的权威内涵及制度层次。在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进行相关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张力,并为更好地理解政治合法性的丰富内涵提供必要的条件。     

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研究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首要基础是绩效合法性,重要源泉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根本内容是民意合法性,长期目标是程序合法性;而邓小平自身的品质则是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条件。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不仅达到了政治合法性内容的三个科学统一,而且实现了政治合法性类型的三个伟大转变。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新模式。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政治合法性：含义·区别·功能

任何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都存在着政治统治与被统治、政治权威与政治服从(或命令与服从)、政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相应的政治秩序.构建良好的政治秩序既需要政治权力的塑造,更需要政治合法性的维持.因此,对政治合法性的含义、区别、功能进行研究即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政治秩序如何持久的问题.     

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孔子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孔子具有丰富的合法性思想。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合法性危机,孔子开出了克服合法性危机的药方：正名。孔子把社会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统治者的“为政以德”之上。孔子的合法性思想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也存在着一些必须加以转换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