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性的两性关系：性别文化视野中的1950 -1970年代中国诗歌

从性别文化的角度检视 1 95 0 - 1 970年代中国诗歌对女性形象的想象和期待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一想象和期待背后潜藏着的仍是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的性别立场。而这一性别立场最终导致中国社会的两性关系向无性化和一性化即男性化发展。所谓的“男女平等”只不过是抹杀了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 ,将女性变成男性的话语表达。由此可见 ,社会给予了女性同男性一样的政治地位 ,它也就用“平等”剥夺了男女各自的自我主体身份。     

文学启蒙与性别困境——对十七年文学女性形象的背景分析

肇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十七年文学对女性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相对独异的时期,它一方面担负着某种“无性化”的指责,另一方面则以众多的革命女性形象塑造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传统,使一种“新社会意识”真正走向广大农村。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在“革命”文化的背景上来考察“五四”启蒙主义与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启蒙的关系,因为当革命话语抑制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信念时,反而使性别问题更见突出。一女性成为革命作家的叙述中心并不是从十七年文学开始的,它在４０年代的战争文学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表露。钱理群在《“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样板戏”文学的审美效应与乌托邦文化

作为文革文学的特殊形态 ,样板戏承载着“文化革命”的丰富信息 ,它在被动接受中隐现民间艺术的自由取向 ,在改编移置中回避文化革命的主导话语 (与走资派斗争 )。究其原因 ,除了意识形态对民间戏剧的借用和交错之外 ,还与国人普遍存在的乌托邦理想有关。在样板戏演出过程中 ,观众的政治狂热被空前地激发出来 ,与主流政治、编创人员一道融入到样板戏的教育体系中。     

历史语境中女性意识的特质——以女性主义批评女性文学现象为例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评价20世纪女性文学在社会、自然、文化层面的女性自我意识嬗变历程,女性意识经历了两次成熟期、两次异化期。成熟期:(1)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由反抗封建婚姻的“人”的觉醒的外在性呈现于社会层面;(2)新时期女性意识以独立人格、社会价值的自觉追求呈现于文化精神层面。异化期:(1)“十七年”间女性文学以否定自然生理特征的“无性”的男性化认同于时代;(2)“后现代”的女性身体写作又以绝对的自然生理特征——“性自恋”和排斥男性的在场来张扬其话语的前卫性。女性意识具有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含义。对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认同,使女性文学由现代到当代的演变中出现种种分裂、冲撞与彼此消长的曲折和偏离。     

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

本文以“文革”时期的经典文本《金光大道》、“样板戏”等为例,分析由这些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意识,并阐明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规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而分析了文本内外的话语冲突。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叙事的摇摆：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李子俊女人形象分析

丁玲的思想和创作“向左转”后，她曾有的女性话语立场并未被革命话语立场所遮断，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仍有延续，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时的女性话语已不同于“莎菲时期”的女性话语，它以潜在的、变形的方式存在；丁玲塑造李子俊女人形象的过程就是在女性话语与革命话语之间摇摆的过程，两种话语交错出现使得李子俊女人形象更真实传神；丁玲此时的女性话语立场虽较“莎菲时期”逊色，却仍显其连续性。     

玫瑰的灰烬——从《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看女性话语主体性的建构

从女性主义批评角度看，《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的“妖魔”化的形象充满了悖论，一方面她用毕生的精力坚定不移地解构了父权传统中给女性定义的“天使”形象，试图以此颠覆男性话语权，然而她这种反抗在很大程度上无视女性自身的特点，无视两性的差异，不过是以“他”者身份闯入男性主流领域，不但不利于女性话语主体性的建构，反而不自觉地充当男性话语权的实施者。继而不可避免地否认了女性作为主体存在的可能性，甚至巩固了以男性主流话语的单一性和排他性。     

合作化小说女性形塑中的性别政治

在"合作化"小说宏大叙事中,女性虽然参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并被编织在意识形态话语中,但当国家、民族等概念占据叙事中心的时候,作家的女性书写因无法用心灵去感受女性的真实存在导致女性"他化":性别雄化下性别主体的悬置;形象丑化下的性别角色的遮蔽;情爱叙事中的性别失衡。小说叙事中的政治修辞一方面让这些女性形象获得了被主流话语所认同的新社会新女性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又遭遇了主流政治话语任意编码和随意填充,这些女性因自身主体性的缺乏陷入了被意识形态话语建构起来的虚幻镜像。     

一个孤独的写作者--论林白之女性写作

林白以其个人化、边缘化的创作实绩,构建了许多表现女性个体独特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女性文学作品。她依仗自己特有的人生体验对女性生命世界进行个人主义的哲学关照,并由此形成其独特的主题话语和审美品格:遵从内心的声音,只为心灵写作。她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以“守望”的姿态,为读者敞开女性经验的心灵空间以及开启自我救赎的通道,从而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女性话语空间,并对男性话语封锁进行了突围,使得她的作品充满了批判的激情。     

冰心创作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及其建构

作为现代知识女性,冰心吸纳近现代贤妻良母主义中所包含的有利于女性家庭社会地位提升和生存发展的因子,又接受西方博爱思想以及平等民主的现代理念,拓展贤妻良母主义现代内涵,构成包含一定女性意识的“新贤妻良母主义”,在一定阶段为女性生存的合法性、女性现代性自我主体建构起到作用。但是,正如贤妻良母话语本身以及这一话语建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样,冰心的“新贤妻良母主义”也无法超越历史、摆脱羁绊,对其贤妻良母主义的复杂性和局限性都要进行仔细辨析。     

选美：后工业消费社会的男性话语

在后工业消费社会的“选美”、“造美”热潮中 ,美丽不过是男性话语借助大众媒介编制的一个精致谎言。在这个话语体系里 ,女性永远被置于被看的位置上 ,于是女性在朝着美丽狂奔的路上 ,走得越远 ,离自己也越远     

唐前和唐代诗歌中的女性"情""性"状况及心理生理疾病探析

中国古代爱情诗歌中有一部分女性形象表现为患有心理生理疾病。《氓》可视为古代女性心理困扰的真实个案。焦母患有爱欲偏离的心理偏执症,并因此而导致家庭悲剧。魏晋女性在诗歌中直言“情”和“性”的愿望及神经官能症的痛楚。唐代反映妇女“情”“性”状态的诗词有道德化和“诗意化”的倾向,作品中女性的神经官能症症状在文人笔下成为美的意象。随着封建文化、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大多数不年青貌美的妇女的情爱、性爱生活的真实状态在文学中逐渐缺席,即使《红楼梦》也没能超越这个中国文学独特的男性话语世界。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女性在写作中对于话语的找寻,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历程。“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的耦合,为女性小说的创作带来了精神和语言的资源。书写自我的身体经验和感受成为2 0世纪90年代女性叙事的一道独特风景,在商业强有力的运作中,女性小说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女性写作在以经验语言颠覆男权话语之后,理应在感同身受的方式中对生命的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     

重庆方言中几个含否定词的话语标记

重庆方言中几个含否定词“莫”、“不”的话语标记“你莫说”、“你莫看”、“你不晓得”、“不是说”等,在使用环境、产生途径诸方面各有特点,其中词汇化演变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话语标记具有语义上的非真值条件性,所以这些成分只具有话语、语用方面的作用,其中的否定词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否定含义。在与普通话对应成分对比分析之后,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得以互相印证,而差异也能够更清晰地展现出来。通过分析和比较这几个话语标记的特点及其与普通话相应成分的异同,可以进一步验证,话语标记在形成过程中的若干阶段不仅都有可能同时存在于语言的共时层面之中,而且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对应成分未必发生相同的语言演变而成为具有同样功能的话语标记。     

解构与重构：圈层化视域下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提升研究

在情感需求、算法技术和资本逻辑的叠加驱动下,网络场域的圈层化已成为当前网络的基本样态。圈层化背景下,圈层交互区隔化、圈层内容同质化、圈层信息泛娱乐化等问题影响着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力,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话语主体的引导力被削弱、话语客体的凝聚力被离散、话语内容的说服力被消解的风险。应着眼于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趣”“效”“序”“质”,嵌入“有意思”的表达方式,拓宽主流价值“领地”,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提升网民媒介素养,进而为提升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力赋能。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