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浪潮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焦虑——试论“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

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国剧运动”以其独特的戏剧理论,突破了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二元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思维模式。在对传统与现代在现代性重建中的角色处理上,“国剧运动”认为从传统出发同样可以建设现代性的文艺,突破了五四以来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的设想。在对艺术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世界性）的关系处理上,“国剧运动”尊重、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传统,因其民族性而实现其世界性,并完成现代性的转变,突破了五四以来民族传统=陈腐、与现代性相排斥的理论。从西化与民族化问题上的焦灼、试图两者兼顾的理论设想等方面来阐述“国剧运动”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中国戏剧的启示。     

论儒家传统与林语堂小说

与五四激进的反传统潮流不同,林语堂以辩证理性的态度以及非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对儒家传统做出评判。反映在小说里,具体表现为林语堂对儒家处世传统与人伦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儒家人性传统的反拨。实际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与儒家传统始终处于一种富于张力的关系之中,他在继承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因此释放了五四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而带来了不同的文学景观。     

论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转化进路——“时代化、科学化与生活化”命题探析

价值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面向现代性的现实境域,传统儒家思想只有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才能进一步体现出历史和时代价值。实现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即把它的理论与时代的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回答时代的新课题、新任务,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科学化”即实现传统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理念的对接,从而祛除自身理论体系中的封建性糟粕,实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生活化”即把传统儒家思想融入现代人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中来,关注每个人的个体价值,为现代人确立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熔铸传统的“揉面”艺术——论汪曾祺散文中的和谐美

本文从作家汪曾祺散文中的主题思想与语言形式特性等方面论述了其散文的和谐美,即"揉"合民族文化的传统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和美学追求,论述了"揉"这一特性在具体的语言艺术中的体现。这一独特的艺术特色体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贯通古典主义与现代性的创作精神。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从启蒙现代性到城市现代性——中国新文学初期的上海叙述

从晚清到五四,多元现代性逐渐定于一尊。五四文学大多从启蒙现代性出发,将城市视为与新文化对立的旧文化环境,与乡村无异。20年代末期,现代性又呈多元状态。左翼与海派从城市现代性出发,前者表现上海城市的殖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后者进行对于上海日常消费角度的西方性想象。     

“五四”文化保守思潮兴盛的原因及地位

“五四”后的文化保守派和新文化启蒙者一样,都把民族的现实危机与民族的文化精神直接联系起来。但文化保守派认为,“西学”的输入打破了传统道德体系,致使道德堕落、世风日下。因而,他们从各个层面用各种手段来维护传统文化,并试图用民族文化精神作为对抗西方的最后一击;在处理历史功利与道德情感二者的关系上,强调后者。     

“五四”运动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化建设,也就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开端。“五四”至今,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掀起的一次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毫无疑问,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值此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回顾“五四”在新文化建设上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对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五四”运动对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展开了对儒学…     

论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从激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到激进的政治革命,目的都在于推进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以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思想文化革命,对推进思想领域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他们发起的文化与思想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都作为维护共和政治或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这种政治功利主义态度决定了其文化激进态度,尤其是全盘性反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激烈的文化反叛,使其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因而也就失去了建构新文化秩序的基础,最终使民主与科学流于空洞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五四文化启蒙注入了新的现代性的内涵,但新文化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在社会革命方面取得进展,对建构新文化秩序却没有充分的准备,这便注定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次未完成的启蒙。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全球化与人文学术:以中国的现代性为视角

虽然就流行时序而言,"现代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后,但是现代性研究已经将现代化、全球化诸概念包含于自身.如何看待全球化、如何以中国经验来影响全球化,乃是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重要内容.自康有为以来,最有创造性的中国知识精英,始终保持着按照自己的人文理想来安排世界秩序的传统,同时又在对"世界文学"的追求中对传统资源作出创造性的发展.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悖论,包括西方人文主义本身的分裂和变动,最迫切的任务是沿着20世纪中国仁人志士和学界前贤所开拓的道路,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中国化的现代人文学术.     

“未来视野”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焦虑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深受社会进化论的线性时间观念影响,对于中国作为"现代性"追随者的身份颇为焦虑。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案,"未来"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以使中国人能够暂时摆脱现实的纠缠,并从中体会到一种更有保障的"超越感",从而减轻心灵的痛苦。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的产生,更多地来自于线性时间观念本身。因此,要纾解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走出追随者的地位,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地位的根源加以深入反思。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以胡适童年的阅读史为中心

胡适在童年时代阅读了大量的传统经典、史书、小说等,对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传统经典和史书中,胡适接受了传统的自然主义宇宙观、实用经验理性、怀疑精神,并以之破除鬼神迷信;从阅读小说中,胡适接受了白话文训练,为以白话文批判文言文和文学革命准备了经验基础。传统与现代并不是二元对立,传统是复杂的、多元的,它在胡适身上显现出两重性。胡适既承继传统,但又批判传统,以一种传统批判另一种传统。胡适并不将传统视为走向现代的障碍,而从传统中获取现代性资源,使传统成为步入现代的一座思想桥梁。     

“李约瑟问题”的中西文化比较解读及其启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引起国内外众多人士关注的"问题丛",从中西文化比较视角能够作出更清晰地解读。在文化定位上,西方为自然哲学,中国为道德哲学;在文化取向上,西方属爱智,中国属致用;在文化精神上,西方倡批判怀疑,中国倡中庸;在文化传统上,西方学者传统、工匠传统、数学传统与宗教传统等蕴育了近代科学而中国诸传统与其迥然不同。由此,中国文化建设应注重研究基础理论、培养怀疑批判精神与培育科学文化等。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些因素 ,已经难以从作为其合法父代的新文学小传统即“现代性”传统中找到其变化契机 ,并以现代文学合法性资源为依据对之作出有效阐释。九十年代文学变化中的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文学史上的“二十世纪文学”和“现代文学”很可能是一对可以互相取替的等值概念 ,其恰当的下限 ,应判定为二十世纪末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中国文艺境界论传统的文化精神与现代裂变

传统与现代在 20世纪中国有着持续百年的长期冲突,20世纪文艺境界论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冲突,可以作为反思百年文化冲突的切入点。“治心以有内心”是中国古代文艺境界论传统的“传统性”,它所体现的是“以心体天地之心”、“赞天地之化育”的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古代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西方现代性在线性时间观主导下,凭借科学技术力量控制自然而打破了自然节奏;同时,资本逻辑成为整个生活的支配性逻辑,其力量渗透到世界各地区。面对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文艺境界论传统发生了现代裂变,2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经历了一个“蜕变”、“断裂”与“复归”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