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同光时期的儒学与民本思想

同光时期 ,儒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功能作用和价值取向上的变革 ,使儒学实现了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再到“经世致用”的历史性转变。伴随着儒学这一重大转变而来的是 ,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失去了儒家学术的智力支持 ,在实践上丧失了儒学提供的精神动力 ,同光时期儒学的衰变因而也改变了民本思想的历史命运。     

试论唐代儒学的复兴

<正> 唐代儒学是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承前启后,有所创新,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初步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援佛入儒”的尝试,并成为宋代儒学新的思想形式的嚆矢。因而唐代儒学的复兴及其演变,是儒学发展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一) 儒学的演进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过程。它与时代、政治、阶级紧密相连。唐代儒学的历史命运首先可以从春秋至唐这一历史过程中探讨。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春秋至东汉、魏晋至隋唐阶段。不难发现,这两个阶段的历史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政治分裂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短期统一时期(秦、隋)、大统一时期(汉、唐)。儒学盛衰的演变也经历了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时代造就了儒法道墨等流派及其思想家。但一个流派作为统治思想登上政治舞台是在秦,秦尚法家。它用暴力统一了六国,但在统一之后,仍坚     

乾嘉时期儒学思想的转型——以戴震为个案分析

儒学在乾嘉时期发生重大变化 ,表现出与宋明理学的根本区别。宋儒以天论道 ,强调形上本体 ,讲先天的善 ,最后“存天理 ,灭人欲”。乾嘉儒学以人论道 ,着眼于现象事实 ,讲践履言善 ,结果德性资于学问。戴震是乾嘉儒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其思想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向。     

综论宋元明时期长江流域的儒学

宋元明时期的主流话语 ,是不同于佛教、道教而又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儒学。此时代的儒学有了新的范式 ,与汉代至唐代的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北宋初期的宋学十分博大 ,中期的宋学即理学 ,理学是宋学的核心。理学随着造道运动的濂、洛、关、新、蜀诸派而大兴。南宋儒学即理学 ,是宋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其中有在同一思想框架下运作的不同流派 ,如朱子闽学、胡张湖湘学、陆氏江西学、吕氏婺学和浙江陈叶功利学派等。在宋学特别是理学的发展过程中 ,长江流域孕育了不少卓越的思想家与学者。不少儒学群体在这里崛起。包括朱子学在内的理学的深化与发展 ,得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学人。理学的兴起是儒家知识人面临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佛教的挑战 )的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及产物。理学知识分子在民间自由讲学 ,关心百姓疾苦 ,参与社会政事 ,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 ,成为活的政治与道德资源。理学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保存下来 ,发扬光大 ,并下移到民间社会。元代是理学传播、普及并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代。明代理学沿着朱陆异同问题的讨论而发展、成熟 ,并随着王阳明后学的分化而转向 ,但仍属于儒学内部的自我调整与更化。理学是东亚的精神文明。理学家讨论的本体宇宙论、道德形上学、道德境界、     

什么是儒学——《简明儒学史》导言

儒学是“为道之学”。道是“主张”、“主义”,道不是规律。道的核心内容是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治国的前提,格物致知又是修身的前提。儒学与经史术艺、天文律历是密不可分的。儒学的发展可分为重视礼仪制度阶段和重视心性理论阶段。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理学

一、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是宋明理学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核，无疑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既有源远流长的一面，又有博大庞杂的另一面。特别是它代有表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又有代表人物、代表性的思想主张，在陈陈相因中体现出生生不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趋向。宋明理学由传统的儒学发展而来，是儒学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形态，又称“新儒学”。它在继承以往“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基础上，吸取佛、道思想而构成为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家们通过注释儒学经典，阐述理学思想，提出独特的范畴和命题，赋予了时代的内容和涵义；通…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明清时期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及影响

自明初中琉宗藩体制建立以来,中国与琉球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本文通过探讨儒学移植琉球的途径,阐述了儒学对琉球影响的具体表现,明确指出,琉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实为儒家思想极为成功地整合琉球社会秩序所致.深入探究明清时期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和影响,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儒道宜普及于庶民

一、儒道有恒常之价值在中国今日之言儒学,极易引起人之误解:以为儒学自清末以后,已被人扬弃打倒数十年,现在重谈,简直是封建、腐败、陈旧思想之复苏。大体而言,儒学的确是曾经过暗淡时期,然此并不等于其本身无价值。此好比一有道有才之人,又何能保证其一生必路路畅通而不遭谰言厄运哉?然即使是屡遭蹇舛,并无害于其为有道有才之质也。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者也。儒道是人之道德行为上践履之道。当人践履至极,则道是已具备于人心之中,道、人心以及行为,皆融合无间而成为一主体。此孟子所谓“践形”也。儒学是将此道视为一套思想系统之学…     

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实行殖民化教育.在台湾人民武装反抗下,日本暂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灭绝政策,使儒学在书房、诗社等的形式下勉强继续传承.日本镇压了武装反抗以后.加强对书房的管理,使儒学传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台湾人民为保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把儒学融入台湾的历史文化中,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宗族等日常生活中保存儒学,使台湾儒学逐步本土化与民俗化,实现儒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转换.即使在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民众也以各种本土民俗方式隐蔽地保存儒学传统,直至台湾光复.     

“万物一体论”与魏晋南朝儒、释、道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它基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内容——儒、释、道,在思想上大致认同与初步融合的过程。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的探讨,学术界著述如林,不乏卓识。本文再拟此题,以抒拙见,以求教于正道。懦、释、道三种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对抗,互相论难、排抑。尤其是儒家学说自汉代居于 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以来,常以“正道”来排抑老 庄和释迦学说,降及宋、明,这种斗争仍在继续。但是,不管儒学怎样抗拒,作为本土文化的异端——道家（后发展成为道教）,以及异域文化——佛教,毕竟融入…     

新儒学"成己"旨趣与易学诠释

传统中的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亦称道学),内在的含有"成己"旨趣,即从当下的自我做起经由学、行工夫,证到个体本有的灵明道体,前者称为工夫论,后者称为本体论.在新儒学思想中,这种最终证成的境界即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与此相应,<易传>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思想表述,与新儒学这一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基于此,<易传>这一主题表述为新儒学初创阶段的儒者在阐发新儒学时所倚重,尤其是新儒学在阐释其形上道体时,更多的通过对易道的阐发而展开.本文通过分析指出,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诠释理路上看,易学诠释与新儒学的"成己"旨趣是一致的.     

论隋朝统治者的宗教政策

隋朝时期,在思想意识领域已经形成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一方面,统治者治国的基本国策仍以儒学为本,自隋文帝至隋炀帝曾多次下诏,强调儒学治国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统治者对佛、道二教也极力护持。隋朝统治者之所以实行崇佛重道、二教并重的政策,是与当时思想领域的发展态势相关,也与隋朝统治者利用符图谶以得天下大有干系。隋朝统治者的崇佛重道以巩固与加强皇权为目的,绝对不允许教权凌驾于皇权之上。     

从驻扎大臣制度的演进看嘉道时期对新疆的治理

关于嘉道时期的总体历史地位,学术界主流观点是在"嘉道中衰论"的前提下予以"守成"的评价,又间有"维新""务实性退却"等一些观点,对这一时期的地区治理也有类似主张。实际上,嘉道时期的新疆治理较为有力。新疆驻扎大臣建置沿革、职能行使状况等情况表明,对于乾隆朝始入清朝版图的新疆地区,嘉道时期做了很多制度上的整理工作,对新疆的治理步入规范化和常态化。嘉道时期,南疆变乱迭起,但动乱最终都能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统治秩序得以较快恢复,说明清廷对新疆依然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所谓"嘉道中衰"在全国各地区的表现并非同步,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用"守成"或"维新"等一种标签去概括。     

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政统与道统之间：董仲舒思想探要

殷周时代,社会高度统合,政教合一,政统与道统更未分成。就形式言,学在王官,官师合一;就内容而言,三代以礼为治,至春秋“道为天下裂”,以诸子百家为标帜的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相分化,道统与政统得以分立。然而。由于道统与政统脱胎于周礼体系,因此在两者的内在精神和终极旨归上,都有彼此统摄、整合而实现统一的意志和驱力,一俟政治上走向统一,道统与政统的复归统合便势在必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历史之必然。但汉武帝与董仲舒对于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的理解、寄托和期许是迥异的,前者秉执工具理性,立足政统,借儒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支持,并使之沦为治术;后者则基于价值理性,将儒学理解为道,一种社会理想,以及达成这一理想的路径和方法,坚持儒学对政统的指导意义。董仲舒对原始儒学损益的根本旨意在于,通过儒学自身的转化,使其更契合时代精神之需要,实现儒学之道向行政的落实,实现理想企划与实际运作的沟通,从而将儒家终极价值关怀贯彻到具体的政治设计、规划和安排之中,切实达到道统对政统的统摄、整合。学界所谓董学之“得”、之“失”均系于此。     

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

考察宋明理学与先秦儒学的关系,就要从先秦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哲学特点及其主要贡献谈起,然后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理学——宋明时期的儒学对于先秦儒学的承继关系以及它本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作出的发展,从而对于在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给以较为深入的分析与合理的评价。     

论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

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的关系在先秦的孕育阶段,经过深刻的"华夷之辨",处于关系建构、探索奠立时期。汉唐之间由儒学对我国少数民族先民哲学文化思想观念的初始传播到深入影响,有的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思维水平甚至显现出与一定时期中原儒学文化的交流融通或理论同构性特征。五代十国两宋时期,演进到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主体意识增强、各以本民族哲学文化思想观念为母体自主地消化融会儒学,元明清三朝转化创新并涌现出"释儒""伊儒"等少数民族儒学形态。儒学与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文化思想观念"和而不同"、交融互动的关系,由外在到内生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儒学多元化理论形态的创新性建构,是中华各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进的重要传统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