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宗室官员佐官、属吏试探

两晋时期 ,宗室官员对当时的政治影响深刻 ,而其佐官、属吏同样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这一政治群体的兴衰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两晋时期政治发展的大势与特点。西晋时期是门阀贵族专政的时代 ,西晋宗室官员的佐官一般由朝廷任命 ,宗室官员作为府主对其人选有一定的建议权和推荐权 ,而属吏则由府主自行辟除 ,朝廷不加干涉。宗室官员一般都极力延揽名望之士以为佐官、属吏 ,藉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和地位 ,在朝廷政争之中 ,这也往往成为扩大政治势力的一种手段。而朝廷为崇重宗室官员 ,一般通过增加其佐官、属吏员数的方式以示恩宠 ,并藉此强化宗室官员藩屏中央、镇静地方的作用。东晋时期 ,政局变为庶族地主专政的时代。虽然东晋宗室官员的佐官、属吏在任用方式、人选、数量上与西晋差异不大 ,但由于宗室官员权力受限 ,政治地位下降 ,东晋大部分时间内宗室官员佐官、属吏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从职位到官位：以魏晋南北朝的中正为例

魏晋南北朝存在两种中正,一种是朝廷任命的州郡中正,一种是北朝州郡辟除的中正。魏晋南朝时期朝廷任命的中正始终是一种职位,可以讨论是否设置与废除。由于这种中正没有任期,也没有考课,所以他们举人必然朝着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北朝中正有朝廷任命与州郡辟除的分别,且都在北齐获得比视官品。北朝朝廷任命的中正仍然是一个职位,需有本官;州郡辟除的中正虽然地位很低,但是独立为官,有比视官品,有俸禄,不再依附于其他官位。这种州郡辟除的中正的产生可能与北朝的军事行为有关,在东魏时已完全固定为地方僚属。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北朝中正职官化的另一个可能因素,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之后,官爵在门阀资格及其等级评定中的重要性。由于隋废九品中正制,所以中正职官化的道路也随之终结。     

校管異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法律政命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丁云吏当为使戴云说文吏治人者也。此吏当训为治。不必改字。按丁戴二说并非文意盖言法律政令者。乃官吏人民之规矩绳墨也。故下文云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又云臣吏久守则乱。谓臣吏不守法律政令则乱也。又云罪决于吏则治即谓臣吏依法律政令则治也。此吏字即臣吏之吏。不必改为使。亦不必训为治。九守第五个五     

楼兰地区新发现“张帀千人丞印”的历史学考察

"张帀千人丞印"中的"千人"、"丞"可能均为两汉时期的职官称谓,"千人"为曲一级的领兵将官,秩次为比六百石,"丞"为"千人"之属吏,"丞、尉秩三百石。"由此推知"张匝千人丞印"为一枚秩三百石的官吏印。根据外观造型及制作技法来看,该印有可能是在本地制造,"张帀"估计是西域长史管辖下的某一地名。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进行有效官辖,设置西域都护府,并配置一套独立的职官系统,魏晋、前凉时期基本沿袭两汉治理西域的思路,在西域设立西域长史一职,但有关西域长史营的职官系统却不见诸史载。此印的发现则填补了这一空缺,进一步完善了魏晋西域长史营的职官系统,为深入研究两汉至魏晋时期西域职官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秦汉的学吏制度

<正> 秦汉时期,不管其官吏登庸制度有何变化,但作为从事具体业务的吏员,或一个出身寒微、无财势可依的人,欲进入吏途,则都是必先有一个学吏过程的,不论通过官学或私学,或向正式吏员去做学徒,总是必须先取得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然后再结合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故汉有“文吏之学”产生,东汉有贱儒生而高文吏之俗,儒生也“用吏为绳表”,朝夕学问。两汉人对此有个专称,叫做“宦学”或“学宦”。今就秦汉时期学吏制度的几个问题试作说明如下。     

东汉辟举问题探讨

东汉时期的辟举以选拔中央和地方州郡各官府的属吏为目的。虽然各级辟主可以自行辟除属吏,但国家对辟举仍有较多的限制措施。中央和地方官府辟举的类别具有多样性,以此保证辟举有多方面的人才来源。在东汉的社会条件下,辟举起到的作用,不只是使辟主获得一些僚佐,而且,也为一些比较稳固的官僚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东汉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统治趋于腐败,并且,地方大牲、冠族势力也日益发展,因此,国家对辟举的约束很难收到实效,辟举出现了很多弊端,日益混乱。这种情况已呈现无法扭转的趋势。     

论景德镇陶瓷装饰文化的现代价值

一、装饰与装饰文化1.什么是装饰?蔡元培说“装饰者,最普通之美术也。其所取之材,曰石类、曰金类、曰陶土,此取诸矿物者也;曰木、曰草、曰藤、曰棉、曰麻、曰果核、曰漆,此取诸植物者也;曰介、曰角、曰骨、曰牙、曰皮、曰毛、曰丝,此取诸动物者也。其所写象者,曰几何之线画、曰动物及人类之形状、曰神话宗教及社会之事变。其所附丽者,曰身体、曰被服、曰日用、曰宫室、曰都市。———人智进步,则装饰之道渐异其范围。身体之装饰,为未开化时代所尚;都市之装饰,则非文化发达之国,不能注意。由近及远,由私而公,可以观世运矣”。这段话对于装饰…     

两宋时期土家族地区经济述略

两宋时期，朝廷以辰州（今湖南沅陵）、沉州（今湖南芷江）为据点，开展对湘西、黔东、鄂西、川东土家族地区的经营，继续推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的羁縻政策。在荆湖路设置三十八个羁縻州，州路设四十九个羁縻州，来凤县设散毛宣抚司，巴东郡设巴东安抚司，忠州南宾县设石柱安抚司。这些羁縻州，“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再小者为峒”，其首领（如州刺史）均由朝廷任命，并且世袭。这些少数民族酋长除有权管其辖地外，还有权在州内设押案副使和校吏。即所谓“听自补置”。有功的还可能晋升，甚至“赐以疆土”。“创立城寨，…     

宋代通判对财经的监督作用

(一) 宋初置通判,其本意原是为了监督那些刚归顺中央的伪官。史书说:“太祖乾德四年十月,诏应荆湖、西蜀伪命官见为知州者,令逐处通判或判官、录事参军,凡本州公事并同签议,方得施行。时以伪官初录用,虑未悉事,故有是命焉。”但由于通判的地位特殊,权力很大,其被朝廷信任的程度超过地方知州,所以宋初通判常凌驾于知州之上,“多与长吏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长吏举动必为所制。”“(宋)太祖闻而患     

东汉庇护者与托庇者关系考论

2世纪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这些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产生于士子每次拜师受业于经师、接受辟为僚佐之任命、抑或选拔见用于官吏。托庇者应忠诚于庇护者,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庇护者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并在托庇者不能展现其恭敬和援助时,解除庇护关系。尽管大多数庇护者与托庇者的关系以地域为纽带,但身居庙堂的高官时常从全国各地网罗门生。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亦可超越两人关系,拓展至隶属于同一举主的门生故吏以及庇护者之庇护者所共同建立的网络。这种网络的组织方式独立于常规的政府体制之外。89年以降,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便首次利用这种网络。140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庇护者和托庇者网络,他们深信其托庇者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这也激励地方官僚着手进攻其政敌的托庇者。170—180年党锢之祸后,由于许多被朝廷免黜官爵的人物相继加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的网络依然强劲有力。但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对于上层阶级的人物而言,卷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网络的私人主从关系业已失去吸引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为以共同的身份和宗族为基石。     

汉人訾产杂论

史记货殖列传引计然之言曰「夫,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汉书志载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旧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观耕之心,而令(?)至于甚贵者也。」案计然言(?),以三十为最下之价。而李悝农家之人,以石三十为率。盖籴(?)之利尽归商贾,农夫所得,廑此区区而已。假使取三十、八十之中,石得五十,则四十五石之(?),可多得九百钱,反赢四百五十,足勉支疾病死丧之费矣。故知农夫之困,商贾实为之也。李悝言食人月一石半,是日五升也。赵充国屯田奏:「愿留万二百八十一人,用壳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斗。」则日八     

巴黎所藏敦煌写本《道德经》残卷叙录(下)

甲 本子 此节所论,义有二端。一则《道德经》本文,各家所传不同,余所录敦煌本,约得二家,曰河上本,曰王弼本,此固魏晋以来之所传也。然同为河上本,而字有多少,章存异样,道士学人,亦殊途而异辙,此其一也。一则各家注本,敦煌所传,亦有后世所不得见者。余所过眼,亦得二三家,此亦不可不述者也。 传世老子唐本,自学人所传,与《道藏》所藏,下及贞石所刻,经幢所载,林林总总,亦甚丰蔚。严可均、罗振玉下及近世蒋锡昌、马叙伦诸家所考,已详哉言之。而敦煌诸卷,     

论语以约失鲜之者矣义

论语里仁篇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皇侃义疏云鲜少也。言以俭约自处虽不得中而失国家者少也孔安国曰。俱不得中也。奢则骄溢招祸。俭约则无忧患。延之云。秉小居薄。众之所与。执多处丰。物之所去也。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统观诸家注释。盖约之本义为缠束。引伸为系缩节制省俭约束。有不敢侈然自放之意以用也。失之之字。语甚浑含。论语中如学而时习之。知及之。生而知之等之字。皆包含浑沦。不专指一事一物。此之字似可包     

治事商鞅开阡陌以尽地力秦以富强后儒诋其废井田变乱古制试论其得失

孔子之论百世可知也即三代所因所损益者而知之也马融谓因者三纲五常损益者文质三统斯说也本于礼记之大传大传之言曰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儿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盖立国之道惟三纲五常为维系人心使不沦于禽兽不溺于祸乱之巨防历万古横四海而不可以废且不可移者也若夫法度礼乐弄刑政之属固因势利导因时制宜非一成而不可变者也吾华为数千年之古国而北间以秦为一大     

明代吏员选官者的居官表现

胥吏往往作为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猾吏"、"奸胥"和"衙蠹"等,我们在一边倒式的语汇中,还是能发现不少吏员具有正常的人格特质,只是由于主流意识中轻吏、贱吏心态的存在,以及话语权为上层官绅所掌握,使我们难以得知吏员真实的道德水平和在行政事务中所起到的正面作用。通过考察吏员出身者的居官表现,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吏员的道德意识、行政能力,也能看出吏员出身的官员是否具有真才实干,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比有无明显差异。在明朝初期,吏员选官是朝廷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不少吏员出身者官至六部尚书,此后,吏员任官一途受到抑制,朝廷规定吏员出身者不得任御史和府州正印官,在考核和褒奖时也明显向进士出身的官员倾斜,大有只问出身不论才干之势,显而易见,吏员出身者在选官过程中遭遇到"出身歧视"。事实上,明代吏员出身的官员中有良有莠,其中不少人政绩彰显,操守谨饬,也不乏文化素养较高者,吏员的生活经历并不必然造就刻薄威严的所谓职业特性,他们与进士、举贡出身者的历官表现并无天壤之别,可知今人所获知的"奸胥猾吏"形象有欠周全,明人对吏员选官者的歧视也有违广开人才任用途径的基本认知。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经声灯影图记

祸莫大於不安善莫大於自慰是何也境由心造境无不可安而戚戚不自安小自戕贼大且裂纪毁常机一动祸不可御矣古人知其然为之政刑以范之为之礼乐以化之亦庶几使众不安者安而大乱可不作若自慰则太上素位其次自胜凡众所难堪视若固然别辟浩荡寥廓之一境自处书籍所载忠孝节义其志事彪炳一     

船山注重五经说

先生箸述宏博。而独注重五经者。以是为孔子所删定也。汉氏所出多编。未经孔孟称述者。皆伪谬也。故后世称七经七纬。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先生未当肄业及之。盖尊守孔子而已。易书诗春秋。夫子手订成编。惟以礼为执。礼乐者。所以日率七十子。践履时习。而不可须斯离者也。自晨昏奉养。函丈趋承。临涖瞻视。常变交际。辞氣威仪之则。皆载之曲礼内则玉藻诸篇。其郊社禘当冠昏食丧之义。则有大传郊特牲礼连礼器乐记诸篇。皆夫子所示之执礼也。中庸大学祭丧冠昏诸义。则曾子子思。     

中晚唐铨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及第入幕的关系

开元以后 ,选人要升迁中央清望官者 ,需先历州县佐官的原则逐步确立。《循资格》又确立了按选人资历深浅叙阶。在这种情况下 ,及第举人参加吏部铨选艰难 ,迫于铨选制度的压力而大量涌入藩镇。肃宗、德宗对诸使、诸州自择佐官采取了限制措施。此后 ,元和十五年奏、大和三年奏、大和九年奏、会昌二年《加尊号赦文》、会昌五年六月敕、乾符二年南郊赦 ,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入幕及第举人的考限 ,超资授官 ,为科举出身者入辟使府 ,超资升迁中央次清官、清望官 ,开了方便之门。在中晚唐使府与中央的用人关系方面 ,诸使府辟僚佐 ,各自精求 ,务在得人 ,以重府望。中央需要人才 ,又取自方镇 ,及第举人视朝廷为“日月”、“霄汉” ,并多能迁至卿相     

赵翼述史致误

清史家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条有记如下: 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簿。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烦,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斅、谢籥,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版)按此事出自《南史·江夷传》所附《江斅传》?瓟履肝挝牡叟?孝武帝之姊妹淮阳长公主,孝武帝乃江斅之舅,以此,江斅幼时得为孝武所召见⑽湓杂镄蛔?谓“此小儿方当为名器”。斅后与孝武女临汝公主为婚切⑽涫苯瓟抡鄙倌辍6涡⑽湓谖唤鍪?454年—464年),在此期中,江斅尚不能掌握士籍,纪僧真断不能于此时往见,求作士大夫。且《传》中明言:“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此乃齐武帝,因之,纪僧真所请者为齐武帝。如《传》所云,纪被江斅斥退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