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学翻译的非表象要素

学文本的审美要素由表象要素和非表象要素构成,译者在对原作翻译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表象要素,解读非表象要素,真正理解原作的审美意境。译者要通过对原文的审美阅读,在译文中形而上质地再现原作的质感之美。     

钱钟书翻译思想探微——以解构主义为视角

1963年钱钟书发表《林纾的翻译》,首提"化境"一说,学界称其为翻译最高境界。在化境说中他提出"诱"、"讹"和"化",分析了翻译中的可译和不可译、译者与原作者、译作与原作、文本与意义、翻译确切等问题,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翻译有时是一个不可译的事件,翻译不是复制原作,原作需要打开封闭性,为开放性阐释提供思想张力,由此,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真正确切的、好的翻译文本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借助《浮生六记》林译本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胡庚中教授选取“译者为中心”的基本视角,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基本理念,为我们考查译者主体性提供了一个框架。考查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前后的各种宏观因素,即“生态环境”,从原作、原语世界到译语世界及读者,可以看出,在这些客观的翻译环境中,林语堂在文本选择和文本生成过程中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从文学鉴赏论看译者主体性——以《飘》汉译本为例

文学鉴赏论研究文学的欣赏活动,强调文本读者参与实现文本的价值,并且发挥着主体作用.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首先鉴赏原作,理解体会原作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分析《飘》在不同时期的两个汉译本可以看到,译者在选择鉴赏对象,再现与再创造作品艺术形象以及对同一文本进行独特的理解与阐释时,即早在翻译的鉴赏阶段译者就已经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     

解构主义的文学翻译观

引言解构主义文学翻译观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强调解构作者的权威地位,是译者赋予了原作作者作品以新的生命。因此它赋予译者更大的自由,让译者主动地在阅读中介入作品的再创造。一、译作:原作的再生本雅明为波德莱尔《巴黎雕像》译文所作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向被视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经典文献。这篇文章提到了译作是原作后起的生命这一观点。译作的依据当然是原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文章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译作所依据的并非原作的生命,而是原作的来世。本雅明认为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作品也从未在问世之际就有选…     

文化语境：翻译选择的藩篱

文化语境是译者主体意识形成的决定条件,它对译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在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作的诸多选择:翻译文本、文本解读和翻译策略及方法的选择都受到译者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控。     

译语的异化与优化

翻译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一种形式,不是对原作的刻意模仿或严格再现,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变形和异化。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它对译者及其译语都有很大的影响。好的翻译是译语的优化,即保持异化适度。译语优化的过程,是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语的优化将是我国新世纪翻译文学新的潮流。     

归化还是异化——谈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若干因素

归化和异化作为两种翻译方法或翻译策略,从根本上讲是在原语和译语间存在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选择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原作文本类型、译者的语言水平、译者的翻译目的、译作读者水平、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强弱等。多数情况下,归化论者和异化论者都努力保持一种平衡以避免走向极端。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本——晚清翻译选材的历史回顾

文章摆脱了将重点放在原作与译作文本对比上的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从解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出发,讨论了意识形态的定义、特性和作用;从历时的角度,对晚清翻译史做了回顾和研究,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本的影响和操控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此影响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相对语言文字在翻译活动中的显性作用,这种影响是一种隐性作用力.     

从论域视角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

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日趋盛行,以译入语为中心的翻译研究逐渐摆脱边缘地位,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也更为紧密.然而,目前翻译研究多注重对客观理论展开分析,缺少从微观个案,尤其是中国个案,入手对相关翻译理论进行深入具体的探讨.为此,本文应用勒菲弗尔的"论域"理论,详细解读王寿昌决定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为何选择林纾作为合作对象.希望本个案研究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以及文学翻译的复杂性,特别是翻译过程中文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

伴生文本作为大多数读者阅读文本之"门",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翻译学界,研究者大多通过比较原文和译文,找出翻译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进而探究其背后的动因,而较少专门对原文和译文的伴生文本成分进行系统性地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比较《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包括内生文本(封面、宣传页、序言、注释、封底评价)和外生文本(原作者的演讲和译者的采访、书评、读者的评价),发现翻译活动的参与人(如译者、出版商和赞助商等)在设定目标语文化语境中伴生文本的相关信息时,主要以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和主流意识形态为导向,这种导向有可能会影响译文读者对原作思想内容和原作者意图的理解。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互体性初探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以及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文化内涵的呈现。翻译基于对文本和语言的解读,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性的,任何语言都是一个符号意义系统,在互文性理论和符号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上,本文提出"文化互体性"概念,提出文学翻译要重视文化互体性。同时,文化互体性体现在译者将文本语言、语境和作者精神包容并涵泳于心中,体现在语言转化、文化语境转化、作者与译者艺术精神层面的转化上。     

基于模因论的异化理据的诠释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模因论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阐释和审视异化翻译策略。异化翻译理论和实践所实现的目标是要动摇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有意识地打破目的语的文化规范,以此来解读外国文本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差异。该文首先诠释了模因论视域下的异化翻译的理据,其次解读了模因论下的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旨在抛砖引玉。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发出了挑战。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作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并把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性别色彩：译作低劣于原作，且服从于原作，好比女性服从于男性。这种隐喻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则通过解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重建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指出二者既平等又互补的共生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通过和作者进行移情置换和角色转换实现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等。     

解释学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现代解释学对文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但要充实自己的前理解,而且必须遵循翻译的若干原则,要注重把握原作的整体风貌,尤其是要注意文与题的相互印证,这样才能完整、系统地理解原作的整个思想蕴义,准确地再现原作的神韵和丰姿。     

试论翻译的风格

翻译中如何保持原作的风格是衡量译文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是译者知识结构、语言素养、翻译水平和才情的最好体现。保持原作的风格即指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由于翻译受原作的局限，译文的基本体式和风格不能由译者随意加以改变或演染，因为，原著的思想内容不取决于译者，而取决于原作者。译文应取的基本体式也受到原文很大的限制，译者不可能不顾原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随心所欲地抒情、叙事、议论，不可能做到“文必已出”。原作如果是通俗的口语体，不能译成文绉绉的书面体；原作如果是粗俗…     

互文对话“情僧”和“Brother Amor”

本文从互文视角对翻译中原文文本《红楼梦》中的"情僧"和目标文本霍译《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的"Brother Amor"进行解读、对比,透视译者霍克斯对《红楼梦》精深的佛道文化的翻译处理,提出其值得商榷之处,以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谐共存。     

从翻译审美看创造性叛逆

随着译学研究的发展,翻译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过程;同时,译者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意识的审美主体,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自身审美心理情感的折射对审美客体也即原作进行再现。因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创造性地再现原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自身对原作的审美评价,译者对原作的叛逆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也即从翻译审美的角度看,创造性叛逆必然存在。     

傅雷翻译实践的成功路径及其意义

选择原作过程中坚持有所不为,做到选择的目光与翻译的目的统一;翻译原作过程中保持严肃求真的姿态、注重感情的投入和匠心的运用;以"先为艺术家、再为文学家、终为翻译家"为攀登翻译文学高峰的路径;把儒家精神中的执著进取与道家思想中的推崇天然之美完好地结合在翻译实践中.以上是傅雷的翻译实践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傅雷对今天的翻译活动具有的意义.     

A Little Cloud的两种译文比较

本文比较分析了A Little Cloud两种具有影响力的译文,从解读原文本以及采用翻译技巧这两方面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此短篇小说翻译中的发挥,指出这一短篇译文获得成功与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译者主体性的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