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度安排的劳动力市场退出和退休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制度安排的劳动力市场退出是指由国家及企业等劳动和社会保障制度、法律规定、规则运作下的劳动力的市场退出.对于具有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安排的老年劳动者而言,退休年限及退休金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代表了该社会普遍认同的终生效用最大化选择."机会收益"模型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老年劳动力的退休行为中提前退休或延迟退休的选择行为有较好的解释力.近期在社会就业困难和新增劳动力供给充分的情况下,我国全面提高退休年龄的时机还不成熟.     

收益宽幅现象与中国“对赌经济”的治理

刺激经济增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了低利率与高投资回报率的差,反应在会计收益上就会形成收益的宽幅现象,收益的宽幅现象为财务杠杆的使用提供了空间,财务杠杆的过分使用就会催生资产泡沫,会计上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把资产的泡沫当作收益进一步吹大了资产的泡沫,非理性投资热充斥市场,在市场上表现为炒作和对赌,专注金融分配而不注重生产。因此,中国经济表现为明显的对赌特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治理收益的宽幅现象是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对教育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教育收益首先可以划分为投资性收益和消费性收益。投资性收益是一种市场化的、货币性收益,某一级教育的投资性收益的衡量,可以用接受这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接受下一级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的差额来计算。消费性收益是一种非市场化的、非货币性收益,它主要是指教育给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成员,在精神满足程度、家庭生活、经济理性、情感等方面带来的收益。教育还具有一种外部收益,它主要是指教育给受教育者本身及其家庭成员以外的社会成员带来的收益,外部收益是一种非市场化、非货币性的收益。     

经济机会与农民在经济转型中的收入增长

经济机会是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先决条件,与经济自由和制度约束有紧密关系。随着经济转型的逐渐深化,经济自由程度不断增强,制约经济行为人经济机会的制度约束不断发生变迁,经济机会基本格局也会发生变化。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与其自身经济机会扩展存在正向关系,只有给予农民参与经济活动的平等经济机会,尽快解除扩展农民经济机会的各种制度约束,才能缓解或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逐渐趋向新农村的和谐,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论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地方政府由于在地方群体的利益驱动、地方制度供给的创新以及间接干预的主导性等方面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个殊性,因而在促进其经济行为规范化的进程中也产生了相对特殊的法规范要求。本文以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为前提,提出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论对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规范

由于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分层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呈现出一定的个殊性。相应的,促进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化也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法规范要求。在将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和经济执行行为相分离的基础上,通过事前立法设计和司法评判来规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将有利于从整体上塑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

在对经济增加值(EVA)基本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了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对企业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总体来说,经济增加值业绩考核方式对企业的财务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利于企业长期价值创造和可持续发展。     

论成本收益视域下反腐败行为的制度选择

腐败的本质是利益委托和权力代理的勾结与合谋,其对公共权力行使和资源分配有着巨大的腐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危害。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用经济学方法和原理来阐释和评价人的行为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一种理论分析法学———法律经济学。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我国反腐败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量化,以期为执政党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提供合理的制度选择。     

我国经济刑法的行为类型分析

经济刑法与传统刑法相比具有特殊性,在立法上应当充分重视对其行为类型进行科学描述。需要明确,经济刑法的行为类型与概念不同,其属于规范类型,本身具有开放性,在立法上能够更好地适应纷繁变化的社会现实;在进行立法描述时,要以规范的保护目的和具体的行为样态作为类型基准,并就构成要件行为进行明确表述。     

对现场摸奖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当前,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彩票热”。笔者以现场观察、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就具体的现场摸奖行为在家乡的彩民中进行了调查,力图了解这类摸彩行为的基本特征,探析该摸彩群体的购彩心态和动机,以促进彩市的健康运行。     

全流通背景下控股股东的接管行为与私人收益

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股票实现全流通,控股股东频繁争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且在接管事件中由原来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演变为对上市公司和股票价格的双重控制,从而有可能获取更多私人收益.对于控股股东隧道行为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从接管溢价收益、操纵股份收益和经营期间的转移收益三方面进行测度.规范控股股东的接管行为,需要完善所有权结构、法律、法规、媒体监督、产品市场竞争等要素.     

经济转型期我国消费者行为变异分析

本文通过对经济转型期我国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指出经济转型期我国消费者行为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异,成为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变异的具体表现为:消费倾向迅速下降,最终消费率偏低;居民消费急剧分化,消费结构出现断层;短视消费明显,消费平滑性有限;消费行为表现出过度敏感性,消费需求波动大。因此,已有的消费理论难以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消费问题的研究应从经济转型这一特定前提出发,寻找其内在规律性。     

论WTO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之后,现有的政府经济行为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根据《中国议定书草案》的承诺,中国政府应当从观念、体制、手段等方面作出调整,消除关税及非税壁垒,以适应WTO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从而实现成员之间的贸易自由化。     

论经济行为与和谐社会

推动科学的经济行为是各领域、各阶层人们实现科学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基础和前提.就国家经济行为而言,其不仅指这个国家的外在的可见的经济活动,还包括与外在经济活动相应的制度、体制、政策、民族习俗习惯、传统文化等在内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活动.从理性市场经济行为的角度出发,在正规制度变革上要建立制度和谐,在非正规制度变革上要建立道德和谐,二者相辅相成.同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行为必须要有开明的政治民主环境、开朗的文化文明环境和开放的社会和谐环境作为保证.     

朝鲜经济政策变化对我国东北区域资本市场股票超额收益的实证研究

2018年4月,当朝鲜发布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资本市场的股票收益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结果发现,有地理位置优势的东北地区的上市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增加;相比轻工业,重工业企业的股票收益的增加幅度更为明显;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敏感度更大.这意味着我国东北地区企业对朝鲜对外开放政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期待朝鲜经济开放与建设给我国东北地区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和发展.     

基于资本边际收益的不同假定——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评述

新古典增长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无限递减为基本分析框架,在解释经济增长事实方面遇到了困难.新增长理论认为其根源在于假定资本边际收益无限递减,并开始修改这种假定,形成了自身的分析框架,一是假定资本边际收益为一常数而非无限递减;二是将技术因子内生于经济系统,隐含假定资本边际递减地趋于一正数.资本边际收益的不同假定,使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性达到了内在统一,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经济增长理论.     

地下经济行为的内部性与外部性分析

地下经济行为是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在逃避政府规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地下经济行为具有正内部性和正外部性,也具有负内部性和负外部性,而且地下经济行为的负内部性和负外部性远远大于其正内部性和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必须对地下经济行为进行规制。鉴于地下经济行为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特点,对地下经济行为的规制必须区别对待。     

对西藏地区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成本收益分析——兼论西藏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

判定一个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标准不是资源的绝对或相对拥有量,而是资源经济价值的大小。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通过开采、使用自然资源所付出的成本和所带来的收益来衡量的。受种种因素的制约,西藏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居高不下,而收益则难以提高。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因此文化产业应是西藏产业规划中给予高度重视的产业。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激励有效性分析

用经济学激励理论分析政治代理人的经济行为,可以发现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不高的原因。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要有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而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满足激励有效性的条件难以具备,使得委托人对官员的业绩很难考核准确,很难实行货币奖励,官员的业绩不能准确考核,官员就会出现道德风险,官员得不到货币奖励官员就会出现经济行为政治目的,两者都会增加代理成本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导致激励考核有效性缺乏和激励奖励有效性缺乏。     

贫困大学生就业预期收益——风险与择业行为的调查研究——以厦门市部分高校为例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贫困大学生以职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择业行为是追求相同风险程度下的收入最大化或相同收入下的风险最小化的结果,因而讨论贫困大学生的就业收益-风险需要将其择业行为联系起来。文章通过建立两者的关系模型,结合厦门市四所高校539名贫困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结果加以研探,认为：职业风险成本、贫困因素、未来收入预期三个因素影响的择业行为对就业预期收益产生重要影响。贫困并不会影响大多数贫困学生的求职信心,但可能会造成择业过程中的焦虑心理,从而增加就业的相对风险;合理的工资偏好有利于职业选择提高收益,职业指导是贫困大学生分散职业风险、实现职业收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而专业成功、专业满意度是造成未来就业预期收益风险的重要因素,择业时选择专业对口有助于提高预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