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推动中国政治学繁荣发展的着力点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政治学在学科体系建设、专门人才培养、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创新、国际学术交流、现实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与时俱进之学,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从八个方面作出努力.这八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研究,本土化政治理论构建体系,政治学基本理论尤其是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政治学研究领域拓展,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研究,政治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国传统政治学资源的挖掘和创新.     

关于当代政治学现状与我国政治学建设的思考

现代政治学的研究现状是,采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对象和范围,创立了新的理论体系和模式,出现了30多门新兴学科。相比之下,我国的政治学处于落后状态,原因是,理论研究脱离现实,研究手段陈旧。而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改革实践又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这便提出了一个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当代政治学的任务。我们应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更新研究方法,运用多样的、科学的手段去重视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政治过程和政治生活,并与制度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我国的政治学理论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南朝鲜学术界(之三)——步履维艰的南朝鲜政治学40年历程

概况南朝鲜的政治学研究起步较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南朝鲜仅仅有一个雏型。当时,一些大学开设了独立的政治学系和政治外交学系。一般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南朝鲜政治学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在政治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学者大都深受日本政治学影响,他们把政治学作为国家学或法学的一个分支,带有浓重的官僚气。1945—1955年10年间,对南朝鲜政治学发展     

比较政治学述评

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西方学者对它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我国,这门学科尚处于襁褓之中。本文综合介绍了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主要方法,剖析了它的主要学理与代表性学派,对比较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阶段作了初步探讨,并联系我国的现实,阐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论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及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属于人文艺术学科,而不是什么科学.用科学至上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学,其后果必然是把人当作无生命的东西来看待.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最佳视角是把公民之闻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广泛的博弈关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际政治关系、国内公共事务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特定政体内的政治行为目标与其手段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则是研究与社会类型相匹配的制度规则的价值观.政治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而规则正义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政治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哲学派别的;它所提出的制度价值规范是政治学进行政治行为分析评价的伦理基础.     

2019年日本政治研究综述

<正>一、国外研究动态及理论观点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政治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技术操作上的西方化,一条是话语理念上的本土化,这种趋势在2019年得到充分显现。所谓"技术操作上的西方化",指的是日本的政治学研究对于政治学新理论的接纳程度相对较高。比如,随着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日益社会科学化,政治学和数学、统计学等自然科学出现了交叉,从而诞生出运用数学形式和统计学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定量描绘或定性分析的新学科,即计量政治学。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计算机技术在计量分析上的应用使得计量分析处理数据的效率产生了质的飞跃。     

关于重建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思考

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意义不在于系统介绍有关政治现象的各类知识 ,而在于通过探讨、论述政治学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及基本范畴 ,为研究现实政治提供正确的理论与方法。基于人类政治需要及政治规律的特殊性质 ,政治学的研究目的应是正确认识人民根本利益 ,即具有二重性的社会共同利益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涉及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既需要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 ,也需要哲学的形而上思维 ;同时 ,政治学研究也相应需要新的概念工具 :政治需要、二重性社会共同利益、政治真理、政治规律等     

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论争论及其学科根源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是政治科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根据近几年美国政治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分歧出发,对当前美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所产生的相关争论进行分类并系统地加以阐述,力图从宏观的学科研究的高度理清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争论的内容和实质。     

生物政治学简介

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治学界,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发生了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企图使政治学研究更加科学化,主张大量运用精密科学手段研究政治现象,重视人的行为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行为科学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知识,从而也意味着某种生物政治学方法的产生。较早提出关于生物政治学观念的是美国政治科学家A.索米特(Arbert Somit)。索米     

风险政治学初论

风险政治学是运用风险概念和理论考察政治现象的研究范式。有关的风险认知实证研究、风险社会理论,以及某些政治学研究,已经构成了风险政治学的发端。风险政治学的成立,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现象都有风险的属性,政治就是根据权威和社会价值分配和治理风险。风险概念和理论能够拓宽政治学研究的视野和视角,使人们看到,机会风险与损失风险、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公民自由与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与政府行政,是有对应关系的。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它的兴起同新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衰落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评、修正和补充中,主张价值与事实的不可分割,主张政治学科“政治化”,重新肯定政治哲学及其方法在政治研究中的地位,主张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转变。在后行为主义阶段,当代西方政治学积极倡导理性选择论,并把生物政治学当作克服行为主义危机的一条最新出路。批判地研究当代西方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述要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是在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文化、哲学、科学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它以行为科学的研完方法为其基础,以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为其理论根据,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统一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工具。它引起西方政治学的巨大革新:科学化、动态化和科际化;但由于其自身缺陷形成的种种消极因素而导致后行为主义革命,使当前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研究它的利弊所在,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联邦德国政治学的发展

在本世纪以前,德国人对政治、政治统治以及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应用上带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始终与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如哲学、法学、史学等结合在一起。即使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方面的学者仍未跳出法学的窠臼,政治研究的问题集中在国家体制和宪法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法律形式主义,“国家学”(Staatslehre)几乎成了政治学的代名词。显然,在二次大战以前的德国,尚未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德国就没有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大战前已经萌芽。这里可以举出两个明显的例证。一是1907年创刊的《政治杂志》,它专门刊登有关政治研究、政治评论和政治教育方面的文章,是当时德国政治学者的重要阵地。二是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它成立于1920年,是德国第一所专门从事政治教育     

当代政治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政治是基于社会─—建立在对抗与冲突之上的人类共同体─—最高利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对于社会的重新组织。社会的最高利益是政治现象的运动所围绕的核心。它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两重性质，而且是不可直现的形而上存在。为此，标榜经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现代政治学，只能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抽象出政治表面的共性，不能真正把握政治现实的脉搏，并在理论上陷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对立而不能自拔。政治学只有摆脱实证主义现念的束缚，将研究奠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最高利益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政治现实的深层本质，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     

中国研究何以被边缘化——基于比较政治学的分析视角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为什么没有对比较政治学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对42份比较政治学课程教学大纲的定量分析指出:首先,由于有关中国学研究成果大多倾向于发表在区域研究刊物上,导致这些成果与其他学科领域相隔绝;其次,这些研究仅围绕以中国政治为唯一导向的话题展开,失去了广阔的比较视角的潜力;最后,西方比较政治学似乎已陷入所谓的"民主棱镜"(democratic prism)之中,使得比较政治学研究在方法和概念层面存在既定框架,进而影响相关研究者,导致这一领域的学者难以适应有关中国崛起、发展及与之相伴的改变学科传统观念的争论,并限制了学者对比较政治学核心议题的理解。     

L.施特劳斯的早期生活与思想

莱奥·施特劳斯(1899—1973)是德国出生的政治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理论的阐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德国军队中服役。1921年从汉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成为柏林犹太人研究学会的助理研究员(1925—1932)。1938年移居美国并于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先后在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1938—1949)、芝加哥大学(1949—1968)、克莱尔蒙特(加利福尼亚)人类学院(1968—1969)和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1969—1973)任政治学教授。写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政治生态学:理论原则、价值与现实意义

政治生态学主要运用生态理论和生态思维方式来模拟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是开展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阈,它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手段与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逐渐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但总体来说,中国理论界对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尚处于萌芽期,且呈碎片化状态,学理上缺少对政治生态理论的系统阐述.因此,有必要对政治生态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则、方法论意义以及理论价值等进行客观分析和理论上的厘定,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它对政治学科和中国政治发展及当代政治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战后日本政治学概况

一、1945年后政治学的状况1946年,日本政治学的先驱之一丸山真男在一篇题为《作为科学的政治学》的文章中写道:“政治学在日本没有值得恢复的传统,一切都依赖它未来的发展”。他认为,政治学是否能象美国和英国那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民有无独立和公开地研究政治活动的自由。如果政治学和政治活动在概念     

绿色政治学：当代政治学的一门新兴学科

本文从考察当今世界政治学方法多样化的发展大趋势出发，探究了德国绿党的绿色政治学这一政治学“生态学化”的新兴学科，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研究拓宽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