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回应：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婚姻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1949-1956年）

建国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具有四个异质特征：1．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除了同宗不婚和特殊的“还娘头”外,相对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数民族的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3．“还娘头”与同宗不婚或同姓不婚;4．通婚禁忌与婚姻神判。建国后在《婚姻法》的冲击下迅速嬗变：1．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2．处理婚姻问题的权利由传统的三老四少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30对女性是一次重大的解放,从而终于纳入到了国家预设的轨道。     

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

中国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但终身未婚率目前仍然很低,具有晚婚普婚的特点,与欧洲婚姻模式中终身未婚率高的特点明显不同。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中的代际义务关系,相关社会政策尽力维护婚姻收益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这些都强化了婚姻价值,有利于维系普婚模式。但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加剧,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多元,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想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对传统婚姻、家庭、生育观念造成较大冲击,影响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导致人们做出不婚选择的风险加大。随着经济进入减速转型时期,个人在婚姻市场找到合意配偶的难度加大,更有可能选择不婚。分析预测中国婚姻模式的变化趋势,必须理解个人婚姻决策的过程,特别是普婚模式和不婚模式下决策的差异。     

中国少数民族的婚姻形式与人口再生产

中国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的社会形态、经济类型、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成为制约或影响其婚姻形式(或者婚姻制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婚姻形式对人口再生产所起作用也不相同。 一、阿肖婚 “阿肖”是云南宁蒗县泸沽湖(与四川盐源县交界)畔纳西族(摩梭人)语,意为朋友或伴侣。由于泸沽湖周围的民族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余形态,因此,婚姻形式及其对人口再生产的作用,也有种种特点。 (一)除少量的一夫一妻外,还保留着人类罕见的“阿肖”婚。“阿肖”婚可分为“走访阿肖”(即男     

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趋势与国际比较

中国家庭近年来经历了迅速的变迁,尤其体现在婚姻的形成与解体上。利用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婚姻行为的变化趋势,并阐明不同测量指标的适用性与局限性。此外,将中国居民的婚姻行为与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与不婚率都有所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人们仍较早、较普遍进入婚姻。通过分析成因及与国际比较,认为中国居民将持续推迟初婚年龄,不婚也将更为普遍。中国粗离婚率在近年来不断攀升,但队列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离婚风险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在传统养育观念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在短期内仍将维持较高的婚姻稳定性。     

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

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1 如阶级地位大致相当、宗教与文化背景相似,以保证婚姻的稳定和群体内部的统一性。民族内婚规则即是同类婚姻的一个重要体现,地域、语言、宗教等因素构筑了一个民族的内婚壁垒。如果两个民族集团之间发生一定规模和相当比例的族际婚,一般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文化同化程度较高,民族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所在群体与家庭对于族际通婚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 0 %以上,他们…     

婚姻状态对老年人死亡概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LHLS队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 CLHLS 队列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及经验论证,解析出婚姻状态影响老年人死亡概率的作用机理,即在婚状态以其“保护效应”减小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减小其死亡概率;相反,不在婚状态的“损害效应”会增加老年人患病的机率,进而增加其死亡的概率。在所得结论基础上,为促进老年健康和应对养老挑战,针对老年人婚姻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台湾人口婚姻: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台湾的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模式。与大陆地区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人口的不婚比例偏高、离婚现象相对普遍、已婚有配偶比重较低,而丧偶情况复杂。但在夫妇年龄差、离婚率变动趋势、新郎新娘受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等方面,两地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老年人的不婚与离婚、婚姻市场的“婚姻拥挤”、离婚率的持续攀升,是目前台湾面临的主要人口婚姻问题。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1957年以来出生女性群体的婚孕新趋势——以未婚怀孕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自由主义、个体主义、性解放观念的一种后果,未婚怀孕在中国有增多的趋势。全国性的生育史回顾数据显示1957年以来出生的中国女性中超过两成曾发生未婚怀孕。分队列和年代来看,年轻世代的未婚怀孕更多发,20岁以下女性未婚怀孕比例经历了先升后降,20岁以上女性未婚怀孕迅速增加,平均未婚初孕年龄推迟,多次未婚怀孕明显减少。但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所预期的不同,未婚怀孕在中国仍然有较高的婚姻转化率,近六成"带孕结婚"、近七成婚内生育;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非婚生育比例最低的少数国家行列。未婚怀孕多发揭示了"性-婚姻"关系的进一步分离,高婚内生育比例揭示了"婚姻-生育"之间关联并未被打破。"性-婚姻-生育"关系的部分解放既显示了个体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家"文化这一传统观念对人们的约束。人们仍然在遵循或维护着生育和婚姻之间的固有联系,怀孕可以是一种婚前行为、个体行为,但生育仍然是一种婚内行为。未婚同居、未婚怀孕是正式婚姻前的一个次多项选择,成为向结婚和生育过渡的中间形态或过渡形态,而非替代形态。中国女性的婚孕、婚育选择因此呈现出混合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和传统模式的特征。     

计划生育与优生

<正> 目前,“三普及”(人口理论、节育知识、优生知识)教育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优生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有些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总强调控制人口数量,不重视提高人口的质量,这是片面的。我认为,从优生学角度来分析计划生育,要做到少生,优生,既限制数量,又要提高素质。为此,晚婚、优婚,少生、优生,早育(儿育)、优育,这“三个两”是符合实际、值得提倡的。晚婚:有利于青年把精力用在学习和工作上。而过早结婚,对个人、对国家都不利。从医学角度来说,女性25—29岁之间生小孩是最佳年龄,符合优生学要求,     

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界定独身不婚这一婚姻行为入手,通过对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认识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大龄未婚人口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中国大龄女性未婚人口现象的存在是和适婚男性非理性的“下娶”相联系的,而大龄男性成婚难则应该归因于适婚女青年理性的“高攀”和跨地区婚姻流动以及自身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条件     

中国女性婚姻的推迟与补偿

中国女性推迟结婚,结婚率下降和初婚年龄的提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使用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依据年龄别初婚频率、曾婚比例及婚姻推迟、补偿和补偿指数指标,分析女性1930～1985年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和补偿情况,以及1965～1980年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和补偿的城乡差异。结果表明,1930～1985年出生队列,各年龄曾婚比例下降、婚姻推迟,婚姻的推迟和补偿存在城乡差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女性婚姻具有推迟效应。1930～1970年全国出生队列婚姻推迟得到完全补偿,1975～1980年婚姻推迟最终虽未完全补偿,但补偿指数较高,终身未婚比例很低。1985年出生队列补偿指数比之前的出生队列明显降低,终身未婚比例增加,晚婚转变为不婚的可能性增加。     

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的招婿婚姻:特征、原因与问题——以浙江福村为例

招婿婚姻在发达地区近郊村落成为一种流行的婚姻形式,并在择偶方式、姓氏规则、财产继承及养老义务等方面与传统入赘婚和现代嫁娶婚均有区别.而其流行的原因,是城镇化的拆迁安置政策以“从夫居”的文化背景设置利益分配方案,独女户意识到利益受损,又回到传统中寻求策略,并以招婿婚姻的方式获得其在村庄集体利益分配中的合法性.然而,驱动招婿婚姻的工具理性同时也酝酿着婚后的家庭危机,在“村改居”完成后,招婿婚姻呈现出很高的不稳定性.     

中国女性未婚生育现状及其婚姻进度效应

未婚生育状况及其婚姻进度效应是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重要观察点，对于理解中国婚育转变和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将生育置于婚内讨论，鲜有关注婚前生育。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1980年以后出生女性的未婚生育现状，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和倾向值匹配方法考察未婚生育对女性进入初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6.5%的女性曾经历未婚生育事件，其中超过九成的未婚初育是计划内怀孕的结果，随着出生队列推移，未婚生育女性的比例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婚姻登记制度对婚龄的限制、传统事实婚姻惯习、计划生育对男孩偏好和多孩偏好的强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女性的未婚生育。从婚姻进度效应来看，未婚生育对女性初婚主要呈现出促进效应，且这种婚姻促进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有所增强。婚姻登记制度、相关落户制度等社会制度因素与子女中心主义、合法性诉求等个体观念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未婚生育的婚姻促进效应。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未婚生育领域表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轨迹，传统观念和行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错位与磨合是引发中国未婚生育及其婚姻促进效应的主要动力。在中国，生育和婚姻尚未出现“脱...     

浅谈早婚与私婚

当前,在婚姻家庭领域,早婚、私婚等违法婚姻屡禁不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甘肃省早婚、私婚据统计,1989年仅临夏市就查出早婚158对,私婚718对,非法生育一胎的194对,二胎的105对,三胎的5对.早婚是指未达法定婚龄的男女,采取欺骗手段取得结婚证书或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关系同居的一种违法婚姻。早婚大体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持有结婚证的早婚.这主要表现在,未达法定婚龄的当     

整合资源 稳步推进“健康宝贝行动”

2014年以来，江苏省灌南县按照“政府统筹，部门配合，资源整合，婚孕检一站式，孕前产前新生儿筛查一条龙”的模式，坚持优生倡导，构建以婚孕前检查为主的一级干预，以孕产期保健、产前诊断与产前筛查为主的二级干预，以新生儿疾病筛查为主的三级干预的“健康宝贝行动”全程服务体系，推进出生缺陷三级预防。     

同质婚、交换婚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壁垒北大核心CSSCI

婚姻壁垒是测量不同社会群体通婚难易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究竟有多高?以往研究虽有涉及,但未重点讨论并进行定量测量。文章利用2012~2013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全国调查数据,测量不同教育水平、社会阶层地位和收入水平群体间的婚姻壁垒状况。对数线性模型和序列逻辑斯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婚姻壁垒最高的是男大女小的传统婚配年龄组;阶层婚姻壁垒的强度随着阶层地位的提升而增加;收入水平越高的男女双方结婚的概率越高,相比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中高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内部通婚概率更高。婚姻壁垒高高竖起,各类同质婚而非交换婚是当前社会婚姻匹配的主要模式,社会不平等通过婚姻壁垒得以塑造和延续。     

婚居模式的变革及其深远影响

“男到女家落户”的婚居模式在江西省宜黄县东陂镇梅湾村存在了50多年,“女婚男嫁”如今已经成为梅湾很平常的婚嫁形式。“女儿一样传宗接代,女婿同样养老送终”,两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让梅湾人的婚育观念彻底发生了变化。目前全县从妻婚居家庭已达到1900多户,覆盖了全县的12个乡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示范效应。“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婚育观念的根基在宜黄农村发生了动摇,正在被“生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现代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所取代。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数量视角下中国青年婚姻态势的城乡比较

文章对晚婚、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几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结合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对当下中国青年婚姻状况进行分城乡比较和考察。指出城市和农村在婚姻年龄模式上,男性＂大龄未婚者＂所面临的终身不婚风险上均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社会学后果进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