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翻译观思辨

“优势论”和“竞赛论”是值得提倡的。“三美论” (意美、音美、形美 )可作为译诗的指南。“翻译腔”是一种形式上的忠实 ,而结果却是不忠实原文信息的内容和效果。     

译者忠实对象的多元互动

由于各自的理论"前见"超越了适用的范围,单一译者忠实对象论总是受到质疑.译者忠实对象是多元的,这是对翻译定义作整体性观察的结果.多元的译者忠实对象又是互动的,这是由它们之间既高度统一又相互矛盾的利益决定的.     

再论翻译的忠实标准

忠实标准在大多数翻译活动中都是一个重要前提,并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论述了忠实标准在文本层面难以全面实现的原因,并为如何实现"忠实"提出了解决方法即传译本质信息.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忠实标准进行了扩展,指出忠实是"忠实于读者,忠实于原文,忠实于译语"的统一.     

以语境化实现翻译的忠实原则——"农家乐"翻译论

"农家乐"的翻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的译法有待商榷.翻译作为一项语言活动,是用一种语言形式去再现另一种语言形式所表达的内容,这决定了翻译的忠实原则,旅游翻译概莫能外.语境化是实现这一原则的重要手段,目前"农家乐"各种译法的问题.就是缘于缺乏这一认识.遵循翻译的忠实标准,以语境化为手段,"农家乐"应当分别译为:farm hotel,rural tourism.     

浅谈关联翻译理论下的译者忠实对象的多元互动

单一的译者忠实对象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总是受到质疑。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者的忠实对象是多元的，译者在对其忠实服务的同时所选择的不同服务方案会造成各忠实对象利益的不平衡分布，引起利益冲突的各方互动。无论是在对原文的阅读、理解过程中，还是在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过程中，多元的译者忠实对象是互动的。     

论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兼评许渊冲教授的“竞赛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 -佐哈尔在文学翻译理论中首次引进了“多元系统论”,并把翻译文学纳入特定的译入语文化/文学多元系统中来考察 ,强调翻译文学的重要性并探讨其在“多元系统”中的“中心—边缘”地位 ,概括了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形”。我们认为“多元系统论”与许渊冲教授的“竞赛论”有相似之处 ,并以《呼啸山庄》的重译“竞赛”现象和庞德《神州集》为例来加以说明。     

古诗词的翻译

阐述了<竞赛论>这一诗译新论对古汉语诗词翻译的指导意义,认为这是诗译理论的一大突破.但同时认为"竞赛论"须根植于"等值论",使之避免偏颇,从而使诗译理论更趋完美.     

文学翻译指导原则的新视角

文学翻译信守的“忠实理想论” ,能够有效调和传统指导原则中“忠实”与“美文”之间的旧有矛盾 ,宏观调控文学翻译过程。因中西修辞的历史渊源不同 ,总体表现为汉语尚美的传统和英语质朴的文风 ,中西互译时均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归化处理 ,以迎合译文读者的审美情趣。在进行翻译批评时 ,要努力体现出公正性。     

论翻译中“忠实”的动摇和丰富——兼论忠实与创造的关系

文章从几种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传统"忠实"的局限以及这些理论对忠实的动摇和丰富,认为只有让"忠实"更有弹性、更立体灵活,不再作为创造的对立面而存在,才能成为有实际意义、能解释翻译现象的标准。     

“忠”、“信”的旧论和新说

对于"信"和"忠实"的讨论自翻译活动存在就一直在进行,随着翻译实践的扩展以及理论思考的深入,人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本文回顾了翻译史上对"信"和"忠实"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以及近年来出现的学人对此更为辨证的思考,并结合翻译过程中的几个能动要素,对"忠实"和"叛逆"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高等院校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 ,首先必须基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的高度认知 ;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三个中心环节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材建设 ,处理好“一门主讲 ,多门渗透”的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改革教学方法 ,搞好“三个结合”。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理论之后"的理论——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

在西方理论界,反理论之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伊格尔顿的近作《理论之后》是对这种反理论的一个回应,其目的不是宣判理论的死亡,而是通过对文化理论的深刻反思探询当前文化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并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为文化理论寻找出路。他认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进入现实,必须对人类的道德、价值、真理等重大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并要对当代资本主义超出伦理限制的盲目发展和过度消费主义进行批判。《理论之后》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应该充分关注中国的现实,尤其要关注在社会急剧转型中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族群人们的文化生活、价值转变、情感需求和文化尊严,为边缘和弱势群体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争取合法性和话语权。     

列宁"反映论"与古希腊"摹仿说"

列宁“反映论”将意识看作一种辩证运动：它不仅反映物质世界,而且还能改变它。这种观点不是“无根”的,而是从恩格斯起步,逐渐向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靠拢、再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赫拉克利特“摹份说”延伸的——对此,理论界似很少有人提及。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