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中的《我爱比尔》解读

<我爱比尔>是王安忆九十年代的小说,此前对这本小说的解读多局限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而忽略了它的文化批评.引入后殖民批评的一些范式,认为在九十年代东西文化冲突的特殊背景下,小说是一场文化战争的巨大隐喻,通过对主人公放弃本国传统进入西方社会这条道路的否定,王安忆倡导的是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珍视,以及现代多元文化并存中的"和而不同"原则.     

王安忆爱情书写的破碎共鸣 ——以《长恨歌》与《我爱比尔》为例

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与《我爱比尔》都以一个女性的爱情探索为主线,展示女性在追求两性关系中对于身体、性爱、爱的片面误读而导致的爱情破产与觉醒,王琦瑶与阿三在这种追逐中共同验证着跨时代的破碎共鸣。其对爱情内涵意蕴的挖掘、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文化身份的迷失与确证——从《祝福》看叙述者"我"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鲁迅小说《祝福》中,叙述者“我”的隐、显的过程就是“我”的文化身份的失去、寻找和确证的过程。叙述者“我”因文化身份的边缘化而焦虑,替下层劳动人民代言立言而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对在文化转型中彷徨和苦闷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的重新抉择和确立具有启示作用。     

从《爵士乐》的音乐性看新黑人文化身份认同

莫里森的小说《爵士乐》以爵士乐作为一种叙述策略和行文风格,不仅将爵士乐的灵魂编织进了文字,而且还丰富地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整个黑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所面临的文化身份认同困惑。文章拟以小说的音乐性为切入点,通过重复、即兴创新、和声对位等爵士乐音乐元素与文本的有机结合来探讨新黑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王安忆对妇女命运的新思考——《长恨歌》、《我爱比尔》中的市场经济负面与“红颜薄命”

80年代王安忆多书写女性为爱情而生并在爱情中成熟,近年她转向“红颜薄命”题材,突出这个薄命的个性因素,它与市场经济负面的关系。这一主旨与20年代后期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有着近似的性质,都是从实感出发而对或脱离现实、或庸俗化的“女性主义”的超越,在当下则具有反诘后现代思潮、紧密关注社会转型期女性命运变迁的意义。     

悲剧性的存在--由《我爱比尔》看王安忆的悲剧意识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鲜明悲剧意识的作家,<我爱比尔>体现了作者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通过对比尔、马丁、阳春面等一系列情感及文化层面上的对比,展示了阿三无可选择、不可逃避的悲剧命运,从中隐隐透出作者对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忧患,以及对任务关怀的现实悲剧意识、情感悲剧意识和命运悲剧意识.     

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从《赫索格》看索尔·贝娄的身份焦虑

索尔·贝娄在《赫索格》中探讨了美国犹太移民的身份和归宿问题,小说主人公的家庭矛盾其实是社会文化矛盾的反映。赫索格面对宗教矛盾和文化冲突产生了强烈的心理焦虑,对犹太移民的身份和生命意义提出了质疑。他试图从性、暴力和大自然中寻求消解身份焦虑的途径,最终在自然之美和情人之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也变相地在心理上获得了身份认同。事实上,索尔.贝娄并未解决主人公面临的生存困境,其笔下人物回归自然也有逃避现实的嫌疑,但贝娄通过赫索格对犹太身份的焦虑和认同,表达了不同文化应该相互包容、相互理解的理想诉求。     

从后殖民翻译看《女勇士》的文化身份构建

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一直是流散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文学备受关注且热议的一个话题,但从翻译的视角审视文化身份的论著,目前尚不多见.与许多华裔美国作家一样,汤亭亭借用文化翻译以完成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写作,并成功在美国主流社会立足.通过杂合,她用独特的改写与重塑,融合不完整的“中国”文化记忆与其身处的美国文化,对英语这一完整的连续的整体发出挑战,也激发读者参与到文化翻译当中.她成功地再现了异域“中国”文化,也构建了本土的美国文化.     

"中国-西方"的寓言——《K》、《我爱比尔》、《上海宝贝》之跨国恋分析

这三部小说都是由女性作家书写的,讲述中国女人与外国男人的情感纠葛.文中的中国男人要么缺席,要么具有生理障碍.取而代之的是强悍的西方男人,他们成了这些女主角追逐的对象.通过外国男性形象来反观中国人的个人生存状况,可以见出他们文化身份的困境和自我的迷失,这种跨国婚恋实质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表现.总的来说,三部小说的诸多共同点构成了"中国-西方"的寓言.     

论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中的家园叙事及其身份认同

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历史背景,赛珍珠的家园情感结构非常复杂。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中,赛珍珠叙述了对出生地西弗吉尼亚州以及成长地中国镇江这两个家园的特殊感情,同时,也阐述了自己回到美国后在青山农场建构一个融合中美文化特色的新家园的努力。这些家园叙事一方面展示了赛珍珠作为一个漂泊者独特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也同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复杂的身份认同以及诸多文学作品中的相关家园叙事。     

意象·隐喻·身份建构——论《长恨歌》中人物身份建构的策略

王安忆的《长恨歌》中有着大量的意象,它们是作者根据人物的身份精心挑选的。这些意象具有日常化和女性化两个特点,它们不仅能够展示不同时期人物生存的环境和生活的情貌,而且能传达人物在不同身份下的心情感受,有一部分意象还直接担当起隐喻人物身份的作用。     

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金山客”到美国人：评《吃碗茶》中主人公的文化身份重塑

与诸如《女勇士》和《喜福会》那样的华裔美国文学名著不同，雷庭招的《吃碗茶》于1961年出版之初并没有引起轰动。迄今为止，美国学者往往关注它所体现的封建父权以及唐人街令人窒息的封闭社会所造成的人性扭曲，而国内学者则被它包含的“亚裔感性”、群体主义价值观以及语言特色所吸引。本文拟运用英国文化学家斯图加特·霍尔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论，对其主人公的文化身份重塑以及同化过程作一探讨，旨在挖掘该经典作品深邃的思想内容和无穷的艺术魅力。     

论《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焦虑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别让我走》讲述了一群克隆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克隆人,凯茜等人具有强烈的身份焦虑,一直在试图发现“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渴望寻找自己“可能的原型”,以图建构起自己的真正身份.石黑一雄试图揭示出克隆人的身份的暧昧与焦虑以及由此带来的认同危机问题.从凯茜等克隆人内在的身份焦虑之缘由和身份建构过程入手,研究克隆人的心路历程、成长困惑及其命运归宿,试图揭示这部小说本身所蕴藏的哲理上的普遍意义和重要的当代价值.     

从《天香》看王安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

王安忆最新力作《天香》以明末上海“天香园绣”发展为背景,以申家天香园为中心,描写了申氏家族历经四代由盛而衰的过程,小说明显受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世情小说的影响.本文从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语言等方面来探讨《天香》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继承.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人性的污秽》中科尔曼的文化身份认同

身份问题是《人性的污秽》中作家关注的问题。本文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分析了《人性的污秽》中主人公科尔曼从青年到老年的文化身份认同之路,展现了美国社会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