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研究简论

明代学者对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进行研习,撰写了不少著述,有对三国史中"魏蜀"正统之争进行论辨,对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进行评速和考证,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一些分析结论.与明代当时的理学、心学相适应,强调义理名教思想;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如胡应辟、朱明镐、周婴等对<三国志>与裴注进行考证.大多注重证据,通过归纳解决问题,这开启了清代考据学的学术潮流.     

《濂溪志》版本述略

周敦颐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承上启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作为主要内容的濂溪志,是研究周子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共有八种,即: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十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九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五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十三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十六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七卷、清代周诰版<濂溪遗芳集>二卷和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二卷.     

天一阁藏五种孤本明代专志考录

<吴山志>、<罗浮山志>、<齐云山志>、<香泉志>和<撮山栖霞寺志>等五种明代山水志和寺院志现藏于天一阁,从其版本特征、卷次篇目、序跋、著录、纂修和流传等情况来看,这五部明代专志均为海内孤本,其中<齐云山志>、<香泉志>还是各志中现存最早之本.它们对于方志学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新材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如道教、佛教和旅游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引起学者的关注.     

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新安县志》景印本序

明万历年间,新安县立,越十五年,知县邱体乾初修<新安县志>.予数读明、清二朝所修<新安县志>诸序文,感无量矣."邑志.盖国史之遗.用以彰往鉴来也."此乃修志者之初衷.所谓"邑志".亦即本地县志也.明刊本<新安县志>已湮,唯于清刊<新安县志-艺文志>中可检得旧文一二耳.康熙戊辰,邑令靳文谟重修<新安县志>,<序>谓:"新安,弹丸小邑也.     

王韬《法国志略》史学思想析论

<法国志略>是王韬撰著的反映法国历史盛衰变化的史学名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首先,从初撰本和重订本的对比中,王韬撰著<法国志略>前后编撰思想变化较大,初撰本<法国志略>重地理,轻史实,而<重订法国志略>十分重视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内容上不仅更加丰富,更具学术价值,而且体裁、体例更符合史书的要求.其次,<法国志略>的历史盛衰意识甚为突出,王韬从中西历史的对比中,得出如下结论:法国的盛衰正可以作为中国的"殷鉴",这是对传统史学历史盛衰意识的发展.最后,<法国志略>在介绍法国制度、文化方面富有特色,为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先进性打开了一扇窗口.     

试论陶渊明《咏贫士》的材料选择和作者的价值取向

<咏贫士>七首思想内容丰富,借歌咏古代贫士来抒发己志.诗中所咏贫士的事迹分别见于其他史籍中,其中皇甫谧<高士传>是其主要的材料来源.陶渊明对材料的选择和构思不仅体现了其诗的创作特色,也体现了诗人的思想情感取向.     

试论《三国志》裴松之注“凿空语怪”的文学意义

<三国志>裴松之注因为引用了几则具有志怪性质的材料,而被历来史家批评其"凿空语怪"、"坐长烦芜".事实上,裴松之在引援这些注文时并非是不加选汰而盲目采用的.裴松之用审慎的态度和隐蔽的手段,把自己对历史人物及事实的评价暗蕴于注解之中.而且,其保存小说材料和用小说注史之功,是不可泯没的.<三国志>裴松之注将历史与小说相结合,则对当下的玄幻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三国志》及其演义之文化解析

史学名著<三国志>与<史记>、<汉书>流誉千古,时人评其书曰"并迁双固".依<三国志>而通俗化的各种话本,戏剧乃至成为演义式的小说,其最著者是<三国志通俗演叉>,人称<第一才子书>,士林及民众莫不喜读其书,可谓雅俗共赏,家弦户诵.从文化视野考察,文、史各行其道,两苑各擅其芳.随时代之演进,民众需要文化,文化之持续发展亦有赖自身的通俗化.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大众对文化的渴求.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是雅文化与俗文化互补成功的典范,彼此交相辉映,体现了雅、俗文化自身的价值规律.     

略论吐鲁番、敦煌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

回顾以往学者在出土文献、传世<三国志>版本、六朝文字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开展对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三国志>六种古写本的用字研究,具有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完善<三国志>版本研究、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等三方面的意义.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