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权力监督的三个原理性问题

权力监督失效集中表现为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针对我国当前强化权力监督及其制度建设的迫切需要,尤其是针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学理的角度归纳了有效权力监督的强制性原理、全覆盖原理和生疏化原理,阐述了监督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以相应权力为支撑的强制性的、不可规避的制度安排上;必须以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信息对称为基础,确保权力运行在时间和空间上不留任何监督“死角”;必须以一定的组织措施降低掌权者与知情人之间的熟络程度,有效阻隔“熟人社会”潜规则对权力运行和监督的消极影响。     

从组织边界看政府监督权力的介入有限性与合理延展

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特征决定了用权和制权的有限性,用权的有限性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合理分权,监督权力的有限性则要求中央加大对地方的监督权力。在我国“压力型”政府体制下,如果不能理顺权力监督关系,就会产生监督渠道堵塞不通、信息失灵等监督权力的“有限介入障碍”。由此,文章提出要正确确定政府组织边界、分配政府组织注意力、建立共栖的合作型关系,以共同决策方式克服障碍,对政府组织的监督权力加以合理有效地延展,从而解决惠民政策从目标到结果的不一致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从“权力监督”到“权利制约”：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的理性之维

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的资源整合,促成了大数据侦查模式的诞生。由此,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侦查到能动预防转变,案侦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逐渐转变,工作模式也由“人员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传统侦查在信息化浪潮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然而,通过法社会学与语言学理论分析揭示出,大数据侦查下的真实面纱乃是“规训与惩罚”的权力逻辑,这使得侦查权力主体容易受到压力型考核指标以及个人升迁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而权力本身的“弥散性”特征又使得大数据侦查更具欺骗性,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侵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对于大数据侦查目前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靠公安机关自我监督;同时,《宪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由此,大数据侦查形成了以公安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为主,外部“检察监督”为辅的二维控权模式。然而,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权”,难以保证该措施适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层级监督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导致监督信息传导不畅,并影响了监督效果。另一方面,传统“书面式”检察监督无法有效识别违法收集的个人数据信息,检察监督强制制裁手段的缺乏也会削弱监督效果,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行使导致检察监督易受公安反制;所以,意图单独通过检察监督来约束大数据侦查权不能给予过高期待。虽然,域外由法官批准强制措施的“司法令状”模式深受国内学者推崇,但公安机关所具有的较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得此种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有鉴于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命题下,打出“立法与司法”的组合拳、确保个人信息权得到全面保障,成为勒住大数据侦查这匹脱缰野马的最好缰绳,具体而言,刑事程序立法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给个人信息权以正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知情权、被告人的个人信息辩护权,以及个人信息受害方的救济权。     

孙中山人民监督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人民监督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在权力的归属及人民与政府官吏之间的关系上 ,主张“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 ,“人民为一国之主 ,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 ,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 ,确立了人民监督的理论前提 ;二是设计了人民监督的理想模式 ,主张用人民的四个“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 )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 ,以实现“政府的动作随时受人民指挥     

用好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权的思考

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也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实现监督目的主要制裁措施，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这三种监督职权和制裁措施，不但从法律规定上日臻完备，而且在实践中，特别在地方人大的监督实践中，必将得到广泛应用。     

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生成逻辑与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监督思想、党领导的政治运行机制以及权力监督实践构成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逻辑、政治逻辑与实践逻辑。这些生成逻辑塑造该体系的基本内涵,即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领导的“一元多体”、系统协同的权力监督体系,体现和促进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并遵循“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集成与权威高效、坚持以法规制度建设为保障”等运行要求。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应基于该体系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并针对实践运行情况,着重优化对关键领域、关键岗位和“关键少数”的权力配置和监督制约,健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贯通协调其他监督主体的机制,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协助引导推动职能,贯彻落实“三不腐”一体推进方针方略,规范监督权的行使、不断提升监督能力水平,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村级治理"一肩挑"模式的内生矛盾及其监督——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的探索

自新农村建设以来,村级治理改革向纵深发展,各地村民自治也进行了不同探索。其中“一肩挑”模式的推广,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喜忧参半。本文从“一肩挑”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其结构特点,揭示其内在权力膨胀的矛盾,从而根据“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提出了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     

司法判断力监督初论

司法监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理论问题,从司法判断力这一角度进行探讨,分析司法判断力监督的整体理念,提出应强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由"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转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强化上诉程序的监督功能,弱化程序外部的环境压力等制度设计建议。     

程序性权力：“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

“区块链+基层监督”体系的构建与运作,体现了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脱离于人而运作的监督机制,具备智能合约、去中心化以及数据存证等多种内在优势,进而推动基层监督的路径创新：一是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协同监督;二是村干部权力腐败的自动预警与研判;三是预防村干部腐败的高压场域。根据上述基层监督路径的不同特点,村干部权力的监督方式呈现出新的形态,即常态化监督、目标式监督与跟进式监督。同时,程序性权力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某些风险,可以采取建立备案机制、完善技术监管体制、建立数据反馈与处理机制等办法进行规避,由此确保基层监督中程序性权力的有效运作。     

试论毛泽东关于权力制约监督的理论及实践

毛泽东关于权力制约监督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要包括通过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制约监督权力,构建民主集中制这种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党和政府的监督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领导“三反”和“五反”斗争,等等。其理论与实践具有历史进步性,亦有一定的局限性。     

制约与监督： 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

法治的根本在于控制国家权力、保障社会权益,而制约与监督是控制权力和保障权益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制约与监督具有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不同的控权功能,准确把握制约与监督在制度和功能上的区别的前提是理解制约与监督不同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传统“强监督-弱制约”的控权模式使制约制度的功能被削弱,监督制度的固有缺陷被放大。唯有在强化监督的同时合理设计权力主体之间的制约结构,建立并完善“制约-监督”均衡的控权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地推进我国法治建设,提高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水平。     

医疗费用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之研究——兼评新《保险法》第46条的理解与适用

商业医疗费用保险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是一个理论上争议不大但因现行立法的规定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同类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不仅影响到司法的公正,而且带来了保险市场的混乱。《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与保险原理相背。2009年2月28日我国《保险法》作了新的修订,但关于保险的分类及保险代位权等方面仍延续以前的规定,并没有从立法层面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出实质回应。在医疗费用保险中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需要立法和司法层面的进一步明确,这不仅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裁判的统一性和权威性,而且对保险业的经营与发展有指引作用。     

试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制度

有了权力,就同时产生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法律监督模式和效果的探讨,我国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还存在许多问题,法律监督制度尚不完善,而法律监督体制构建的关键,在于形成权力的制约机制和充分考虑并确保法律监督的权威和效力。     

试论我国行政合同特权的构成——德、法行政合同特权制度对我国的影响

行政合同特权源于行政合同的行政性与公益性,本质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文章先对行政合同与行政合同特权的内涵进行界定,重点考量德、法行政合同特权制度的特点,并总结两者的共性与差异,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行政主体所拥有的单方变更权和解约权、指导权、协助权与监督权、强制履约权、制裁权、强制执行权、解释权等角度构建我国的行政合同特权。     

当前我国权力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已经建立的监督机制存在着机构缺乏应有地位和独立性、管理体制不够科学、监督机制运行方式简单、监督环节不到位等问题。因此 ,必须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转变传统权力监督理念、建立权力监权体系的整合机制、加强权力监督机制立法、构建多元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 ,确保权力受到严格有效地监督     

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理论、模式及选择

有限责任、独立人格和分权制衡是现代公司制度的三大基石.大多数国家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是在分权制衡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也有些国家的公司内部监督机制还受内部规制理论的影响,因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但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应该说都是公司制度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     

反腐败视域下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中国监察机关的证据补查体系逐渐呈现出退回重新调查、退回补充调查和直接补充证据三种模式。监察机关审理阶段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各有其形成的原因及运行机制,也都有独立存续的空间。退回重新调查模式和退回补充调查模式在监督制约监察机关调查权和保障案件质量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两者容易引发内部机构之间的矛盾,进而导致案件办理效率降低。直接补充证据模式有助于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和促进内部和谐,但却模糊了监察机关内部机构之间的职责边界,容易引发制约不足而配合有余的风险。未来应当秉持法治意识、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在保障内部监督制约和案件办理效率的基础上,严格依法适用监察机关证据补查的三种模式。     

完善上市银行公司治理研究 ——基于监事会体制改革视角

监事会制度的引入对于实现上市银行内部权力制衡、合法合规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从上市银行现代公司治理实践来看,中国上市银行监事会管理体制存在独立性相对不足、职权行使可操作性不高、公司资源配置低下、信息获取存在壁垒、激励机制建设缺乏、监督职能出现交叉等六大问题。从构建内外三角双线管理架构、优化监事会独立性机制、打造监事会监督权力中心、明确监事会成员任职资格、打通监事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权责明晰责任体系等六个层面阐述了构建集中统一化的上市银行监事管理体制的战略构想,为新时代上市银行实现高质量发展、有效防控风险和完成深化改革提供了保障。     

行政监督在法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行政监督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而建设法治政府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规范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因此,应改善行政监督主体的地位,强化内部监察力度,提高行政监督效能,改进行政监督的方式;同时还要提高行政监督人员的整体素质,完善人事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