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音义匹配指误

《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在音义匹配上存在大量失误。一是把不是用来注音的直音误认为是用来注音的直音,一是把不是为字头注音的音切误认为是为字头注音的音切,一是把异义异音字的音义搭配关系弄错了。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的关系考论

先秦《诗》本与今传《诗经》文本是什么关系,今本《诗经》是否为先秦时孔子删定之旧本,这是学术界迄今仍有争论的问题。本文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为主要依据,并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考古发现,得出先秦《诗》本与今本《诗经》不同,今本《诗经》成于汉初的结论。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成就突出,马端临、胡一桂、刘瑾、罗復、朱公迁、刘玉汝、梁寅等《诗经》学者在江西余干一脉、江西余干另一脉、江西鄱阳一脉的三脉系《诗经》学传承中不乏相似的经学实践倾向:羽翼和绍述朱子学说,融合吕祖谦史学观念,汇通陆九渊心性思想,吸纳朱子《易》学思想,在字义训诂、字音考定、诗义探寻、历史考证等方面积极探寻,不断丰富和发展元代江西的《诗经》学的内涵及价值,也对明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着潜在影响。     

《诗经》衣物考略

《诗经》名物研究最早是毛亨的注释,魏晋时期的陆机在毛亨对《诗经》注解的基础上著成《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在《诗经》名物的基础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今以《毛诗注疏》为文本依据,从制成、弁冠、履及政礼婚丧等方面稽考《诗经》中衣物的相关部分。     

《字音会集》音系述略

《字音会集》原为“便查字韵、解发字义而设”,其声母、韵母、声调楚语特色明显。从《字音会集》音系的特点来看,它反映的应该是清代中期新洲、黄冈（今黄州市）一带的方音。     

《说文》引《诗》略考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为了注音释义,《说文》一共援引《诗经》例句达380条,其中用以注音者15条,用以释义者365条。用以注音者如:《说文·目部》“(目必),直视也。读若《诗》曰‘泌彼泉水。’”《说文·瞿部》:“矍,佳欲逸走也。读若《诗》云‘矿彼淮夷’之矿。”《毛诗》“泌”作“毖”,“(禾广)”作“憬”。可见,考察《说文》引《诗》注音,不仅可以明白字的读音,还可以了解《诗经》的异文。因这易于理解,故这里略而不论。用以释义者情况则相当复杂。王念孙说:“《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日,及     

向熹《诗经译注》与其上古语言研究

《诗经译注》是向熹先生系统研究《诗经》语言和汉语史的学术背景之下的产物.全书分解题、原文、韵读、译文、注释五部分.解题建立在深入研究原文的基础上,但又视野开阔,不限于文本内部的循环解释.对《诗经》原文诗句的分行,体现出对古诗多两句一意的独到看法.韵读体现了撰者对上古韵部划分的见解,译文则约略体现出译者《诗经》语言学成就及对先秦文化等多种学科领域的理解与研究.注释以解词为主,其他内容如文化解释或修辞手法提示、注音等也多围绕解词进行;要皆说有依据,反映了注者学风的严谨.     

怎样给《诗经》注音——评袁梅《诗经译注》

袁梅所著《诗经译注》是一部颇有特色之作。译文比较口语化,译文与原诗并列,便于参阅;注释考证较为详细,提供了不少资料。但此书在注音方面问题较多。笔者翻阅了袁梅的注音,仅《国风》部份(按页码计算只占全书的2/5)就有100多处“硬伤”,那些应当注音而未注,不注就会引起误读的字还未计算在内。其错误情况也多种多样。本文就袁梅注音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略陈愚见,向著者及同道请教。一、关于音据《诗经》是先秦时期的作品。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当时的具体音读。音韵学家虽然能够研究出那时期有多少韵部和多少声组,并根据音理拟测出各韵部甚至所有韵母和声纽的发音,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通渭方言所保留的《诗经》词语

研究汉语词语的源流,一定不能忽视《诗经》的词语,因为《诗经》的词语可以作为先秦词语运用的重要材料,(这是语言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音有转移,字有更改”(明人陈第语)。《诗经》所用的词语,越两千多年,在流传中,无论就字形、字音、字义(亦为词义)的那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发展。就字形而论,经甲骨、金文、大篆、小篆而至隶书、楷书,使其形体,差异很大,有些则面目全非。就字音而论,据清学者钱大昕先生考证,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泥二母归泥。与此二者相比,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力创新义求真谛——评高亨的《诗经今注》

一部《诗经》,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与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千多年来,对它的传笺注疏绵延不绝,有关著作汗牛充栋。建国以后,《诗经》的注释研究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出版了不少的选注、选译本,流传颇广,成绩可喜。但是,对三○五篇进行全面、系统地评注,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还是第一部。《今注》按照传统的编排次序,对三○五篇作了简明扼要的题旨说明和字、词训释。一些需要进一步考释的字、词和引证的史实,则在每篇注后的附录里详加说明。书前另有一篇《诗经简述》,介绍了三百篇的采集编选、流传分类以及产生的地域和时代等基本情况。对《诗经》研究中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二“南”是否应从“风”中划出另列一类,“风”、     

词典对假借与通假的处理

假借本无其字,通假是古人写的别字,词典的注音与释义需要对这二者有所区分。假借造字形成古今字,古字注音当以古代韵书作依据。今字音有变化的应注出区别;通假字今音与本字音不同,宜遵“读以本字”之训注本字音。假借造成古今字以不用“通”字为是。词典在通假义列立上错收与漏收较多,没有严格按通假义的概念去把握,没有注意通假时限,没有注重词义、声韵分析,对训诂术语缺少认识,盲目信从旧注,有的回避书证,避繁就简,大量歧异都缘于对通假义的认知。后起字之间的借用,词典可取用“通”字。     

《小雅·白华》新探

《小雅·白华》是《诗经》中一首著名的弃妇诗。但对此诗的题旨、作者与一些诗义的理解,自古至今仍有很大的分歧,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分歧的意见作一些研讨。为探讨方便,兹录原文如下:     

试析陆德明的“叶韵”

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巨著。对这部书中的注音反切学术界已做过不少考证工作,但对其中的“叶韵”资料往往一笔带过,迄今还没有见到有人作专文进行研究。正因为如此,治古音学史的同志谈及陆德明“叶韵”时的一些说法,不免令人生疑。例如: 岑麒祥先生说:“我国学者,本来自汉朝开始就有了古音的观念……但是后代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凡遇有古音和今音不相符的,往往用什么‘协句’、‘合韵’、‘取韵’等来加以解释。……陆德明《经典释文》叫做‘协韵’,都是一些强改字音,以就今读     

《诗》出孔门:关于《诗经》结集的文化探讨

今本《诗经》的结集过程比较复杂。原生态的诗歌是在不同年代被不同人创作出来的，在漫长的时期逐渐被汇集在一起，形成固定的文本。从先秦典籍所引的逸诗篇章考察，可以看到它与今本《诗经》的差异。今本《诗经》是在孔子兴办教育，用《诗》作为教材之后才编定的。这种文本收入了春秋中期以后的诗歌，而西周以后的一些诗歌却没有收入。这个文本由孔子的弟子们传播于世，只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诗》的传本之一。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语文札记

《诗经·陈风·泽陂》“有蒲菡萏”中的“菡萏”一词,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是这样注音的:“读为寒谈的上声。”(见该书第69页)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