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潘岳“人品与文品”不一之原因

潘岳人品和文品的关系历来是被后人评价褒贬不一的一个问题。笔者通过论述潘岳生前的三条史实来论证其人确实存在“人品和文品”不一致的现象，并分别从人格、思想、社会三个因素深入挖掘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论曹操的人品对其诗品的影响

关于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问题,前人早已有定论──"风格即人",文品决定于人品。歌德曾经说过："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①,在这里,歌德揭示了人品和文品的关系：作家的道德修养是属于人品的问题,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属于文品的问题,人品和文品之间尽管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但就其实质来说,二者是一致的。一个作家如果具有高尚的人格,同时又具有创作的能力,他就会把自己高尚的人品渗透在自己的作品里。我国古代 文论总结了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也一直强调"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周易·乾卦》主张"修辞立其诚",刘观看到了过去的优…     

王禹俑的诗文与其人格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的著名诗人,他的诗风清新质朴,开一代风气之先。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与其高尚的人格有密切的关系,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刚正不阿、耿介敢言;清高孤直,坚贞不屈。诗人的人品统率着他的文品,达到人品和文品的完美统一。     

诗歌“诚本”说辨析─—从遗山论潘岳谈起

诗歌“诚本”说辨析─—从遗山论潘岳谈起降大任在《元遗山新论》①中谈及遗山有关潘岳的论诗绝句时，我提出遗山之失，是虽应不齿潘岳趋炎附势的为人，俱无需否定其《闲居赋》的艺术价值。因为人品及其人之文品，在往不一致，对人品之评价不宜等同于对文品的评价。这个看...     

潮籍儒商文学论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儒商和儒商文学是到了二战以后才出现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这一现象得到了空前繁荣，引起世人瞩目。泰华文学中方思若、司马攻和梦莉三位儒商作家的人品和文品表明儒商和儒商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试谈唐代诗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

唐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理论方面深叹阙如,但是无数诗人以其精美的诗篇来评价屈原的人品和文品,却填捕了理论上的不足,而且他们在前人评说的基础上拓展了更深广的历史视野,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地理解屈原人品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创作的美学价值。这份珍贵的遗产,对于我们研究《楚辞》有着极为重要的参照意义。     

论潘岳《秋兴》、《闲居》两赋的创作心态

人品与文品.人格与文格的关系是评论界常涉及的重要问题。二者之间的矛盾与背离的现象.人们常举潘岳为代表论之。对潘岳的人品,人们依据《晋书》本传对潘岳“性轻躁、趋势利”拜尘贾谧等的记载.认为潘岳人品卑劣.因此对他的代表作《秋兴》、《闲居》两赋表现出来的希求归隐、闲居的情怀,常斥之为“失真”的矫情。“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夏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论诗绝句》)有的研究者则撇开以人论文,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隐逸风气说明潘岳等文人在作品中表达的隐逸思想是有其时代背景可寻,即使未付诸实践,也允许作家在脑中想想,所以在创作这样的作品时也会有真情实感的流露。     

心画心声未失真——浅议潘岳及其创作

作为“二十四友”之一的潘岳,无论人品还是文品都屡遭诟病。本文试图以潘岳的人生经历为参照,通过对其作品的文本分析,探求潘岳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心态变化和创作感受,辨析其复杂、矛盾的情感诉求,力证元好问“心画心声总失真”的批评并不准确。     

从《闲居赋》看潘岳思想

西晋文人潘岳热衷仕途,对权贵甚至拜路尘,但在其作品《闲居赋》中却又高蹈出隐逸情怀,人品与文品看似矛盾。其实,只要我们细读《闲居赋》,仍然能在作品中看到潘岳仕与隐的思想,其文也并非矫饰。然而潘岳的思想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其中还流露着潘岳的安乐思想与审美情趣的雅化意向,只有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潘岳《闲居赋》中的思想,才能较好地把握其《闲居赋》中的思想。     

宋人神化陶渊明现象及其成因论略

本文研究剖析宋人神化陶渊明现象及其成因。笔者认为 ,宋人主要是从人品和文品两个方面对陶渊明及其诗文予以神化的 ,宋人神化陶渊明的主要原因与宋代三教合一、理学兴盛的思想状况和崇尚平淡自然、意境、韵味的文风等紧密关联。本文还就宋代的陶渊明研究与接受的总体特征及其神化陶渊明现象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     

一泓清纯明澈的泉——浅论丰子恺散文的人性美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其独树一帜的特色,这早已为人所公认。他的散文蕴含着他的独特的人品和文品——至真至纯的人性美,具有愈嚼愈香的魅力。丰子恺的儿媳戚志蓉在《丰子恺的人品》中曾经谈到:“他的散文平易质朴,但在他的文章中处处表露出他对社会上不合理现象的痛恨,和对人类和万物的爱心。”正是这极为朴素的“痛恨”和“爱心”的交织,丰子恺的散文展现了他的冰清玉洁的情感与理性。这情感与理性所显示的清纯明澈的人性美如一泓泉水悄然流入读者的心田。     

柳永生存悲剧之因探析

本文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探析柳永生存悲剧的内容、成因及时代意义,认为人们通常所公认的人品和文品并不是其生存悲剧的症结.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柳永所代表的俗艳文化和士大夫阶层所代表的正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种冲突和对抗就演绎成他的生存悲剧,也因而使他个人生存悲剧有了时代性质.     

“文以载道”观的当代伦理价值探索

儒家文论注重“载道”,原因在于儒者希望在文论中传递封建社会纲常伦理理念,并且过于看重文艺的政治功用,这即为“载道”观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同时表明儒者看重作品内容的充实性,追求人品和文品的统一,这些合理的内容对应对当前文学界出现的时尚化、商业化和庸俗化危机,引导当代文学朝健康、理性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人品与文品”理论的衍变

主张诗品、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人格之美的集中反映.从先秦到明清,这种理论经历了"文如其人"理论的滥觞、"言为心声"的理论发展、"魏晋风骨"的审美性位移、"文以载道"理论的深化扩展、"文品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等不同阶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迁和文学观念的更迭,历代文人学士对文品与人品之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     

人品与环境——品茶要素浅说

我国自中唐以来,茶的饮用就有"喝"与"品"之分。历代的茶人既嗜茶,又善品。他们从切身的感受与深刻的体验中,总结出品茶的诸多要素。文章就其中的人品与环境分别作了论述,以探究其所含意蕴与所具意义。     

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潘岳的“哀情”与“高情”抒写

潘岳的诗文通过对逝者的哀悼表达了命运不能自主、人生无法掌控的憾恨感,他对隐逸高情的抒写则建构了一个理想的自我。这两者都是潘岳面对人生困境的自我救赎:在"哀情"的叙写中,人生挫败感被引导、召唤出来,从而得到疏解和清除;在对"高情"的抒写中,人生的价值感得到重新确认,"失败"的自我也被重新建构。两者互为补充,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于"情"的自觉。     

书品非人品

在几千年的书法历史长河中,书法评论受到儒学的影响而提出“书品即人品”。北宋的蔡京是受到“书品即人品”评论影响冲击最大的一位书法家。但是当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了一个人复杂的心理现象对其文化人格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心理活动在书法创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后,我们发现,书品与人品是不能划等号的,也即是说书品非人品。     

心向仕途路 闲居非高情——潘岳《闲居赋》别解

潘岳是西晋时期极有争议的文人,他所著《闲居赋》,元好问评其"千古高情",可"拜路尘"积极入仕的潘岳和赋中的隐者形象大相径庭。仕宦、归隐始终困惑着中国古代文人,将潘岳与成功的仕人、著名的隐者相比较,不难发现潘岳将人生的天平倾向仕宦之路,《闲居赋》并非高情之作。     

潘岳事迹二考

潘岳出任河阳令的时间,学术界看法不一,论者一般认为在咸宁四年.文章详细考证了潘岳出任河阳令之事当在咸宁五年春,并分析了此事发生的原因,认为不仅是潘岳个人的因素还涉及到西晋党争.潘岳被裴楷一派视为贾充之党羽而加以排挤,出为河阳令,将其赶出了朝廷.这是致使他题<阁道谣>的直接因素,而<晋书>本传系此谣作于河阳时,其行文在逻辑关系上明显有误.     

夏衍的长寿之道

夏衍先生是我国现、当代文坛享有盛誉的作家,他的人品和文品堪称一流,因而倍受读者的喜爱。 岁月苍老,这位深受人们爱戴的老寿星的心却依然年轻。正是真诚的人生态度,对生活和文学的热情,才使他一直活得充实,活得年轻,也为人敬重。对于夏老,长寿的秘诀也就在于保持思维的流动。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出自诸葛亮《戒子书》上的富有禅意的两句话,是夏老最喜欢的。他认为,人要想活得超脱、潇洒,就得追求一种宁静与安详的境界。达到这种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