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时期国民党长江流域江防军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守卫长江流域，于淞沪会战后组建长江流域江防军，江防军历经中国抗战长江沿线重要的战役，包括江阴保卫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在武汉会战中，为保卫武汉，江防军于马当湖口一线战前做充分准备，后因部分高级将领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最终使武汉会战前哨战、马当湖口要塞争夺战很快落下帷幕。尽管中国江防军退出了苦心经营的马湖要塞区，但江防军仍为保卫武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论石牌战役及其战略影响

鄂西大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一次较大规模的会战。被蒋介石称为斯大林格勒的石牌,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决定会战胜败的关键。石牌战役的胜利在抗战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战略影响。文章系统的论证了石牌战役的战略部署及其战略影响,对石牌战役进行了中肯的历史评价。     

论抗战时期的反攻宜昌战役

反攻宜昌战役是抗战时期发生在鄂西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国民党第六战区军队于1941年9月至10月在鄂西发动了反攻宜昌战役。战前,中国军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部署。战役爆发后,第33集团军、第20集团军分别在宜昌东北、东南方向南北夹击日军,长江上游江防军、第26集团军则在宜昌以西、以北地区进行主攻,几度攻入宜昌城内,困守城内的日军残部陷入绝境,但最终中国军队未能完全占领就被迫撤退。其原因有三:第六战区指挥存在失误;第六战区部队缺额严重,训练不足,装备落后;日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并依托坚固的工事进行顽抗。反攻宜昌战役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石牌战役时期宜昌的战略地位

石牌战役时期 ,宜昌以其西线三峡连山地带的特殊环境 ,阻挡了日军西进的铁蹄 ,并且在物资供应、交通运输以及电信通讯等方面 ,保证了陪都重庆战时后方基地作用的发挥。宜昌在抗日战争史上显示了重要的战略地位。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刍议

尽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日是被动的和消极的,但国民政府最终还是放弃了不抵抗政策,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是不容动摇和否定的,应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试论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日寇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的需要,于11月20日明令迁都重庆。这一事件,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或是在重庆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既使中国抗战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和持久的政治中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给重庆带来了巨大变化,使重庆由一座偏处内陆的商埠小城逐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封锁,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宋庆龄以其崇高威望和巨大感召力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承担起对外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援助这一特殊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国抗战真实情况的封锁,争取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特别是“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先锋力量——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解放区人民”,宋庆龄以其崇高威望和巨大感召力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承担起对外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援助这一特殊使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浅析“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的防卫对策及法制措施

1938年,为达到促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之目的,日本作出了对中国内地"抓紧航空作战"的决定.为此,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本大轰炸的重要目标.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对此,国民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防卫对策并采取了诸多法制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日军大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这对保卫重庆的安全,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战区与鄂北抗战音乐活动扫描

国民党第五战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一个重要序列区,1938年,第五战区司令官部移至鄂西北襄樊,并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大批文化名人、艺人、进步人士云集襄樊,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文化抗战。音乐作为文化宣传的一种载体,是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三大战役喋血宜昌

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上控巴蜀,下引荆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宜昌的战略地位又一次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致使宜昌成为西迁人员和物质的转运基地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的抗日民主活动

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党派相继云集重庆。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首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会聚地,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是民主党派纷纷云集重庆的重要原因。各民主党派到重庆后,为施展其抗日救国的抱负,实现其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在重庆广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他们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竭力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奔走呼号;力争政治民主,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抗战史的1938年宜昌大撤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对我国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猛烈进攻,使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国民党不得不将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和民用工业大量内迁到大后方重庆。在此期间湖北宜昌发生了一场同欧洲战场“敦刻尔克大撤退”类似的事件——1938年宜昌大撤退。从1938年10月24日至12月初,仅40多天时间堆积在宜昌的9万多吨工业物资和3万人员被安全抢运到大后方,创造了抗战史上的奇迹,给我国后方工业以有力的援助,也为中华民族的长期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抗日战争初期正面战场失利的原因

为期八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担负敌后战场对日作战。其中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同时,正面战场对抗战也作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处于抗战主要地位。但是,除个别占役以外．几乎所有的会战和战役都归于失败,本文拟就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失利原因作了粗浅的探讨,认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和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以及军事指导思想．战略战术原则的错误等主观原因,导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失利。     

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支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后勤供应基地.为了解决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大大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改善大后方交通的措施.复兴驿运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由是四川驿运在八年抗战中得以蓬勃发展,并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的王芃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任命王艽生组织了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创于南京,中经武汉的短暂过渡,最后定址于重庆.国际问题研究所对抗战时期的国际问题研究尤其是对日情报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切与其创立者王艽生显然是分不开的.王芃生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成立、运转乃至消亡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论国共合作在徐州会战中的作用

1937年底到1938年5月中旬,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进行了徐州会战.徐州会战历时5个多月,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为中国守军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虽付出重大代价,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徐州会战,是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是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下进行的.参战部队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杂牌部队”,但国共合作在会战中的积极作用.仍有充分体现,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分析.     

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真正的总体战.交战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心诸方面激烈地角斗着。而尤以经济上的抗衡最为至关重要。当时的中国是个穷困落后的弱国,如何支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抗战,更是一大难题。史家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的论述甚多,而对疆域辽阔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有关问题却语焉未详。我们特对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实施后果略作分析,以期对全面研究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所裨益。     

武汉会战评析

一、“保卫大武汉”口号的提出历史事实表明,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比较和谐的。这种合作的主导原则是共同抗日。当时压倒一切的最高政治任务是挽救民族的危亡,将日本侵略者逐出中国。武汉会战正是在这种全民族抗战的政治氛围中展开的。始终站在抗日战争最前列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抗战路线、政策发挥着政治领导作用,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抗日的主力军于由.武汉会战处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国民党在国统区中处于执政地位,并掌握军事上的指挥权,因此国民党就成为正面战场的组织者和决策者。武汉会战中“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国民党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