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翻译理论下的女性主义译者

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女性主义译者利用翻译与译者本身之间固有的联系,凭借翻译宗教文本的时机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拓展文化领域而发展起来。这种变化推动了翻译研究文化方向的转变,并且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实现了女性主义译者的言论权。     

文化信息冗余与翻译

翻译研究者不仅要注重语言层面的研究,也要注重文化现象的探讨。文章运用"文化信息冗余"这一概念,着重从异语文化中的生活习俗和宗教背景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卫·科波菲尔》三个译本的译例,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增加适当的冗余文化信息,以达到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并提出文内补偿和文外加注两种方法相结合是跨文化翻译中增加冗余文化信息的有效方法。     

译者的显身--中国翻译史独特的大译者现象

纵观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都有大译者彪炳后世,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独特的"大译者"现象。所谓"大",一为社会地位高,二为主体性强,三为影响力大。本文结合中国翻译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从译者的社会地位、翻译决策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翻译活动参与社会文化建构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翻译史上独特的大译者现象。     

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红楼梦》翻译与民族文化传播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译介名著《红楼梦》时,中国译者杨宪益和英国译者霍克斯受各自文化的立场、地位和态度的影响,分别采用了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策略,使得其中的宗教、民俗、地域等中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命运。中国翻译工作者应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侧重于便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异化"策略。     

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和自我定位

翻译理论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如何描述和解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现有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翻译观中译者角色确定表示质疑,并提出"译者自我定位"概念,其基本定义为,译者在动态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位置和角色,从而尝试重新确定文学翻译译者的地位。旨在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什么是文学翻译译者适合位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自我定位?为解决该问题,作者试图对影响译者自我定位的主要因素以及译者自我定位在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做出详细分析,并提出文学翻译译者三个基本的定位:文化传播者,文学再创作者,和协调者,从而为"译为所有"找到依据.     

鲁迅小说三个英译本中的科举文化词汇翻译

通过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蓝诗玲、威廉·莱尔、杨宪益三位译者的英译本中的中国古代科举文化词汇的翻译探讨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策略和读者考量。研究发现:三位译者在翻译科举文化词汇时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些策略的选择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相关。蓝诗玲和威廉·莱尔在翻译中采取了让译文接近读者的策略,考虑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从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视角来看,莱尔和蓝诗玲的译本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     

现代阐释学视阈下译者的文化过滤

跨文化语境下的译者研究是新时期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由于文化的异质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得不对原语的文化进行挪用、改造与同化。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原则"与"视界融合"的观点为译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译者的文化过滤行为不仅体现在对译本对象的选择上,而且更多地体现在翻译过程中。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过滤的现象更为突出,这种过滤现象从意象、内容以及形式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     

多译本中文化意象的解读与翻译——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汉译本为例

针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与原作、原作者动态对话这一现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汉译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行纵向比较和分析,探讨三位译者运用的翻译方法及其背后的缘由。结果表明：三位译者对文化意象的解读和翻译过程正是各自所处历史环境、个人视域以及翻译目的不同因素影响与制约下的结果。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在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最高标准是"化".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进行文化过滤,使文学翻译无法实现彻底和全部的"化".正确认识文化过滤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译者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中的"化",也对我们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具有借鉴意义.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我们认识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看译者的主体性

译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主体性问题得到重视.女性主义翻译观是流行于西方的一派新理论,它强调译者主体性,尤其是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发展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对该主题的独到主张与贡献.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译者主动翻译法的应用分析

针对多元系统理论在二语互译中存在的无法充分传达源语信息及保持译作特色的问题,提出了译者主动翻译法及其实践"三步曲"。该翻译法通过输入材料分析、思维转换分析、输出材料分析"三步曲"的运用,能有效消解翻译过程中译者以目的语为核心采取翻译策略导致的原作信息不充分、译作特色不鲜明的问题。而文化模式中的环境因素、译者个体经验差异和两种语言本身的因素是造成译者主动翻译法实践中的译者中心主义的主要文化因素。研究认为译者主动翻译法对翻译实践过程中忽略译者的主动性以及源语创作的丰富性等方面能产生积极的弥补作用,而了解了文化模式冲突则对译者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有一定的启发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壮族神话英译译者功能探析

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中心"地位,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发挥着统帅和主导作用。从生态翻译环境、译者"中心"、适应与选择三个层面分析译者在壮族神话传说英译活动中的功能,以实现原作与译文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层面上的有效信息转换。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忽视了翻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的,指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确定等方面。     

文化浩劫中的译者意志

学界对外来译者沙博理在华翻译生涯大致区分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文革"十年、新时期二十六年.这一时间上的区分使得学界对沙博理的研究更具像化.从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自我身份构建出发,以沙博理翻译生涯第二个阶段为个案研究对象,厘清特殊时期国家强权意识形态下译者意志的彰显,从而为"文革"时期外来译者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沙博理"一人三体"的翻译模式,能够对现阶段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借鉴与启示作用.     

翻译中译者地位及其主体性研究的历史回顾

翻译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而又结论未定的问题。翻译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翻译中对译者的态度、对译者身份的界定以及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也不尽相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向给译者研究以及译者主体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本文拟就翻译中译者地位和主体性研究作一历史回顾,以此探讨译者在翻译发展和翻译理论演变过程中的身份变化和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论述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目的在于深化翻译主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