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参事的楷模——郭崇毅

28年前的春夏之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一篇重要谈话中,为当时颇有争议的安徽农村改革做了结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1997年10月10日，万里同志接受有关单位、学者、记者的联合访问，以下即是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做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     

浅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以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履践了一条“之”字形的轨迹，即从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到八十年代的包产到户；再由今天的土地承包到“新农合”（通常专指“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我这里是借用，泛指当前农村各种组织形式的联合经济）。     

杜润生老人二三事

“可以……可以……也可以” 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群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     

改革初期我们的闯劲来自哪里

现在的改革氛围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那时经过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问题，包产到户后全国出现意想不到的大好形势；后来又有整党，确实在全党形成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许多干部是，只要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就敢想敢干。而现在不少干部的精神状态，     

危机导向改革或使中国陷入险境

厉以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两种模式．一种是危机导向，另一种是利益导向。过去30几年，改革虽然在总体上好像是利益导向，但是具体到每项改革实际上几乎都是危机导向。粮食不够吃了，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中央财政没钱花了．于是就有了分税制；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就有了“抓大放小”；城市建设资金不足，于是就有了土地财政，等等。但是，时至今日，继续依靠危机导向来推动改革．     

揣摸“上意”

曾看到一篇文章，回忆改革之初，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这是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时首先从凤阳开始的。一些省很快跟了上来，一些省的领导却在观望。他们所以观望，并非对包产到户能不能解放生产力、能不能提高生产、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受不受农民欢迎拿不准，有怀疑。不是的。对此他们心里也深信不疑。     

小岗村新农村建设对策初探

全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的西南部。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的生活相当贫苦。1978年秋，凤阳遭遇特大旱灾，不少农户又开始准备出门讨饭。当时担任生产队队长的严俊昌，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偷偷将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     

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谈：安徽发展新思路

安徽在中国的五千年文明进程中一直有着特殊的位置，可被称为是阔水深流、俊彩星驰。从春秋时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汉末三国纷争时的魏武帝曹操，到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再到引发中国农村改革的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的“包产到户”，安徽人求新思变几乎闪耀在中国漫长文明史的各个拐点上。但近些年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加速跑中，安徽走慢了。     

“官主”选举

中国的好多事情,都是从农村做起。闹革命要“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则放到最后。搞改革“包产到户”打头,然后推到城市里。发展民主,还是从农村到城市,现在村民自治、村委会民主选举已是响动不小,城市呢,自然还是等农民们趟出路来再说。     

什么样的村级决策平台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

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完善符合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发展和完善党领导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规范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程序。     

八个“一号文件”见证中国农村变革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农村工作的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这个文件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农…     

为政贵在“放”

一、关于“放”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放”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譬如说，有一种养心的方法叫放下，有一种养生的方法叫放怀，有一种处事的方法叫放弃，有一种管理的方法叫放手……但对为政者而言，“放”不仅是一种方法，它更是一种心态、一种姿态、一种状态。为政贵在“放”，要学会“放”、善于“放”。     

合肥：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树立“全域合肥”理念 统筹城乡发展

1978年，合肥小井庄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30多年后的今天，依托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合肥全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多关系日益密切，城乡分离状况不断改善，一个统筹兼顾，和谐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新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秘书脾气大

杨亿任翰林学士时．有一次奉诏起草致契丹的国书，其中有一句“邻壤交欢”。呈请皇帝时，宋真宗在壤字旁改了“朽壤，鼠壤，粪壤”六个字。杨亿便将“邻壤”改成“邻境”。     

高端人士的“1分钟肝健康计划”——归真堂熊胆,让高端人士轻松保肝护肝

如果问：“你有肝健康计划吗？”，你可能会说“没有!”如果问：“你有一分钟吗？”，那回答一定是：“有!”其实，肝健康重在平时，每天一分钟即可实现!     

政事与术解（二则）

目前看到一段未公开的资料，记录了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一段讲话。任老讲“和谐”。他说是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并说这是他自己的说文解字：“和”，就是每个人都有粮食吃，“口”字旁边一个“禾”嘛：而“谐”呢。是“皆”加一个“言”，让人人都说话。“人人有饭吃，人人畅所欲言，不就是‘和谐’吗？”看过者无不大笑。     

警惕政改“麻木症”

思想“病症” 有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上有“改革焦虑症”，那么，在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上又有哪些“病症”？笔者以为，最近一个时期，至少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我把它叫做“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值得高度警惕的思想“病症”。     

“忧患”随想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关乎“生”与“死”，一人降临于这个世界．忧患就伴随思维而存在，幼者有幼者的担忧，老者有老者的忧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有忧，只是所忧所虑的问题不同而已。     

经济强县是怎样炼成的——访中共浙江省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

抓住一次机遇，就能实现一次跨越；失去一次机遇，就会落后一个时代。机制是“1”，后面的很多事情是“0”，没有这个“1”，有再多的“0”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