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隐、大隐到中隐——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

隐逸是中国士人心理—行为哲学的命题之一,也是士人内在价值取向与处世态度的外在表征。隐逸历经小隐、大隐到中隐的嬗变,三者有轩轾之别,高下之分。隐逸在其历时性演进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隐逸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隐逸精神化、世俗化的走向,反映了在世俗王权为代表的势统的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和重新定位。     

中古隐逸诗的文化功能探析

中国隐逸诗承载着其自身的文化功能:诗人运用隐逸诗,可以叙述自身“安贫乐道”、“不仕王侯”的隐逸精神,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统治者运用隐逸诗,可以召隐士归来从政;士人运用隐逸诗,可以进行政治批判,因而隐逸诗又具有政治实用性功能。     

隋前隐逸诗源流及嬗变述论

中国古代隐逸诗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它萌芽于先秦,成型于汉魏,东晋时由于隐逸大诗人陶渊明的横空出世而发展到高峰,直至南朝,隐逸也依然是诗人们笔下的一大主题。在隋代之前,隐逸诗歌经历了四次大的变化。     

论范仲淹的“儒隐”情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不仅被视为作者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政治准则,范仲淹的历史形象也因此被定格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然而,在他身上除了有儒者积极入世的情怀之外,还有隐士安于隐逸的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范仲淹在“隐”和“儒”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并巧妙地将“隐”和“儒”的矛盾统一起来,整合成为一种安贫乐道、中庸平和的处世方式,而其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新模式下的新隐士——“儒隐”。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的“仕”与“隐”管见

晋末大诗人陶渊明，自沈约《宋书》将他列于“隐逸传”开始，后世就不断有人尊其为“隐逸诗人之宗”；、人们一提起陶渊明就想起“归隐”二字。其实，贯穿陶渊明整个内心活动的，并非单纯是隐逸思想，仕与隐的矛盾在他的心中常常交错地流露出来。陶渊明一生中，先后做过江州祭酒、刺史幕僚、镇军参军以及彭泽令等官，其间三仕三隐，时出时归。29岁首次出仕，确是想做一番事业，但因刚直坦率，“不堪吏职”而辞官回家。可是，他壮志犹在，对统治者也仍抱有幻想，于是在36岁左右第二次出让，做了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由于桓玄企图夺权称帝，陶…     

汉魏两晋儒释道关系简论

自东汉末期至东晋,是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促成黄巾农民大起义,结束了东汉王朝的统治。随即天下三分,三国鼎峙,分裂争战几十年。司马氏代魏,三分一统,但经过短短三十余年的相对统一和安定之后,又是“八王之乱”,“五胡”兴兵,西晋王朝又迅速土崩瓦解。接着“五马渡江”,东晋偏安江左,北方“十六国”纷纭交替,争战不已,整个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可以看出,在这长段历史时期中,分裂的时间多,统一的时间少,战乱的时间多,安定的时间少,社会充满了苦难和不幸。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     

避世逸隐之心声——简论古琴曲“归去来辞”的意境

琴曲“归去来辞”或作“归去辞”,是依东晋诗人、隐士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文的意境创作的古琴曲,意在表现隐士离世隐逸之情和自然闲适之美。要较好地把握曲意,须对陶渊明归隐前后的思想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陶渊明归隐后的思想感情,可以归结为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五个方面,这些都在《归去来兮辞》中得到了鲜明展现.琴曲“归去来辞”就是试图将陶渊明上述决然、释然、欣然、淡然、适然之心境表现出来。     

委运大化 任性求真——从陶渊明的人生态度谈其归隐

陶渊明“是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① ,是魏晋人格理想的实现和完成 ,他以自己生命的境界展示了魏晋玄学主题的深度 ,以其真正脱弃轩冕不耽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② ,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③ 的美誉 ,他的归隐所拒绝的并不是异代新潮 ,而是当时漫天斯兴的“大伪” ;与之相应 ,他归隐所承诺的也不是对业已灭亡的东晋王朝的尽忠 ,而是对已经“告逝”的人世“真风”的呼唤 (《感士不遇赋》) ;他并不是要通过归隐向时人和后人陈列一具东晋王朝的政治殉葬品 ,而是以“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一存在方式来展露人的真性 ,求得一个真…     

从康德的理性观看“自由意志”存在

自由意志作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建设的基本概念在分析的意义上必然地联系于具有纯粹性和普遍性特征的绝对存在；这样的存在因为拥有自身的原因性而区别于经验的过程，并同时将这样的存在与普遍性的原则规定或定言命令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自由世界的标准。当然，自由的确立还在于获得世界统一的先验综合根据，在于取得自由意志与其行为结果的统一；自由原因性的可能来自理性存在的事实及其实践特性，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道德律命令才会因为“积极的自由”的存在而得以实现。     

潇洒地体验人生——试论唐宋词中的"逸趣"

受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影响,对"逸趣"的追求和表现渗透到词人的创作中,成为唐宋词独具特色的一个抒情领域。一方面,唐宋词人特别倾心于"渔隐",他们所抒写的"逸趣"也常常借"渔父"的生活和形象来加以寄托和传达;另一方面,唐宋词所表现的"逸趣",更多地还是萌生于隐居赋闲与遭受贬谪的生活环境与人生体验之中。唐宋词所表现的"逸趣"虽然不无消极遁世的思想因素,但同时也展现了唐宋词人体验人生、享受生活、排遣失意、调适心理的潇洒风姿。     

试析倪瓒的"隐遁"

本文主要阐述了倪瓒"隐遁"的内因和外因,认为倪瓒散尽家资隐遁"五湖三泖间"二十余年.既源于他孤高清绝的天性,更有元代纷乱动荡的社会外因.他的"隐遁"与他的道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关系,是他的"体道而居".倪瓒的隐遁,成就了他超脱的人格和高逸的画品,以至于后辈文人画家几乎无人可及.     

论士人园林作为隐逸文化载体的形成

隐逸文化是中国士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特色。隐逸文化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士人园林的兴盛,同时,士人园林也为隐逸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生存土壤。通过园林这一载体,士大夫们保全了人格的独立,获得了心灵的恬静安适,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隐逸文化品质。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论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

东晋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新变期,表现为:在形制上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东晋时期不仅园林布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设置,而且在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还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居住环境,园林的审美价值逐渐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功能上则加强了寄情山水、赋诗作文,放松心志、体认生命的士人情趣。这说明随着园林形制在东晋时期的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地得到了增加。这时的园主更加注重园林在寄情山水、放松心志和体认生命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由"崇俗"到"尚雅"的嬗变。说明当时的园林不再是园主们物质上的需要,也不再是他们家藏的外漏,而是真正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家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这时的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怀着一颗平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冥视六合,真正实现了园与人、身与神的合一;这些变化都表明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上升到了首位,并呈现出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     

浅谈朱熹的"理一分殊"

理一分珠是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这一人类思维中的基本问题的一种理解方式.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这种理解方式的特点其一,从形式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二,从内容关系上把握一般与特殊;其三,从价值论上把握一般与特殊.文章特别指出,在价值论上,佛道联结一般与特殊的方式是"否定的统一",而儒家联结二者的方式则是"肯定的统一",承认"肯定的统一"是儒家对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理解方式的根本特点.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     

古代隐逸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有着隐逸情怀,隐逸成为一种历史深厚的文化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人心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抱负得不到施展。古代隐士大多追求避世隐遁,渴望自由恬静的生活。隐逸之风促成了隐士平和的心态和独特的审美体验。正是如此,隐逸对古代山水学、古代环境美学和古代正史隐逸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古代隐逸文学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容膝斋图》与《青卞隐居图》；构图之比较

通过对《容膝斋图》与《青卞隐居图》构图中的取舍、宾主远近、黑白虚实、取势、开合呼应、疏密、藏露 ,边角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一方面阐释其构图章法上的独到精妙之处 ,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画构图的研究具体化、深入化     

《红楼梦》情节的"对照美"--以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的对照为个案

"犯而不犯"是明清人对"犯"与"避"这一对待性范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界定,当时的小说评论家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审美功能.<红楼梦>中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这一对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具有"对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