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邻居》——反思新时期中国导演对巴赞电影美学理论的误读

通过对电影《邻居》的重新读解,分析八十年代被引入中国的巴赞电影美学理论在指导创作中的误差：并不是运用了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就等于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同时长镜头也不全部代表巴赞的纪实美学。当时电影界急于寻找新的理论来对抗电影创作的虚假现象,因而还没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巴赞的纪实美学理论就直接套用,造成对巴赞理论的误读。     

电影理论是什么？——纪念安德烈·巴赞诞辰90周年和逝世50周年

巴赞的电影美学是当代世界电影理论重要灵感的源泉之一,中国电影创作界与理论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接受巴赞的理论,然而想成为巴赞意义上的电影理论批评家,中国电影理论界尚需从三个方面加以学习和完善。     

巴赞关于电影语言和写实主义美学的论述

写实主义美学和电影语言分析是巴赞电影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电影理论的两块重要基石。巴赞的电影写实主义美学根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也影响了巴赞对早期电影语言的研究。巴赞将电影语言在意识形态领域划分为“给现实增添什么内容”和“揭示现实真相”两个阵营,他重点论述了后者的历史演进和关学意义,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巴赞的电影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建构中国电影语言体系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现现实:现象学现实主义--电影纪实学派理论评析

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电影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强调纪实美学的电影现实主义。在巴赞和克拉考尔看来,电影的艺术特性就是纪实。他们对以蒙太奇为代表的传统电影理论的反思与批判和对电影审美特性的重新思考,深入地开掘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创造和发展了电影的艺术语言,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理论与美学,并对此后的世界电影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数字时代巴赞纪实美学的发展

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数字电影,给巴赞纪实美学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往在模拟时代被奉为经典的影像本体论在数字时代是否还能经受住科技带来的考验。无论国内对巴赞纪实主义美学探讨的出发点和角度如何,有两点是始终都需要认清的,即巴赞纪实美学的核心及巴赞电影的真实观念。只有基于这两点的共同认知及理性思辨,对于当前出现的争端的认识才能更加深入。     

理解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与纪实美学——是数字技术的挑战还是摄影技术的挑战

巴赞作为二战后电影纪实美学的积极鼓吹者,指出了电影起源的心理学背景是“完整电影的神话”,巴赞纪实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建立在“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基础之上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这一初衷,决定了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的“目的论”错误。这同时也决定了巴赞的电影摄影影像本体论的局限性。巴赞关于电影影像本体的再现功能和表现功能关系的表述,主要特点是突出了电影的客观性,即再现功能,或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更准确地说是过高地估计了电影的再现功能,过低地估计了电影的表现功能。这是理论表述上的明显失误。这种失误不是历史性的失误,应该说,即使是在当时,也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     

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纪实性电影的电影形态

文章将巴赞的纪实理论作为讨论的起点 ,旨在阐述其所确立的纪实性电影美学的美学特征 ,并以之为参照 ,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纪实电影的新的电影形态。巴赞纪实理论的基础在于他尊重事物本身的纪实观 ,《民警故事》、《小武》和《过年回家》这三部中国纪实电影的代表作都继承了这种纪实观 ,并具体表现在影片的影像和叙事结构上。通过审视该美学在九十年代中国电影创作中的独特面貌 ,可以发现中国电影人对这个曾被巴赞誉为具有深刻审美性而至今不衰的美学原则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巴赞电影理论二题议

巴赞是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美学的代表理论家 ,其“展示”、“窗户”、“镜头段落—景深镜头”等论述 ,在世界电影理论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理论学派。长期以来 ,关于巴赞电影理论的争论热烈。本文就其中争论较多的“展示”和“镜头段落—景深镜头”两个问题 ,发表自己的看法。     

数字技术语境中电影的真实性美学——从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谈起

随着数字虚拟成像技术在电影中的广泛运用,巴赞的电影美学理论受到了诸多质疑。数字化对传统电影的巨大冲击,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真实”在电影中的地位。实际上,当我们辩证地解读巴赞影像本体论,会发现他强调的是“真实观”而并非“真实的手段”,这种“真实观”包含画面与心理的真实。因此,数字电影实际上是通过制造“以假乱真”的画面和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产生心灵的意义来还原真实的本性。在延续传统电影真实美学的基础上,数字电影更是通过呈现实景所难以获得的场景效果、创造全新的电影语言风格、强化时空处理带来的视觉逼真、虚拟角色制造出英雄情结,来推进电影的真实性表达。而从当前的形势看来,唯有对画面真实与心理真实的共同把握,才能实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让中国的数字电影展现独特的魅力。     

从拟真到致幻——“一镜到底”的美学探索

自巴赞提出长镜头理论以来,长镜头一直作为纪实类电影手法而被广为认知与应用。由此诞生的"一镜到底"电影,以更为极致的完整镜头逼近现实知觉,展现与人视觉感知相一致的连续时空。其从拟真出发对制作工艺和艺术形态的极致追求,呈现出了独特的沉浸性、游离性与绵延性特征。由于电影语言的形象符号是一种凭借本能对现实物象进行视觉读解的语义系统。长镜头下的物象作为主观的符号能够呈现丰富的下意识、非理性的内涵,这在长镜头与诗电影、运动镜头与超现实穿越以及梦境营造等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随着数字技术的成熟,"一镜到底"在商业电影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字技术下的共情,使得虚拟现实与物质现实的界限越发模糊,在虚拟的造梦幻觉中呈现更深层的物我两忘的沉浸效果,这从"凝视"与自我投射、物质与精神的相融、"一镜到底"与游戏化电影等视角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解读。从长镜头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一镜到底"的长镜头美学,诞生于好莱坞成熟的电影工业,壮大发展于数字影像时代,前人所应用过的长镜头美学语境,逐步呈现出从拟真向致幻的嬗变,诠释着沉浸式影像的美学原理。     

“暴力”与“美学”的“蒙太奇”——近年来电影“暴力美学”研究述评

"暴力"和"美学"能否构成一种相反相成的美学范畴?近年来艺术学界、特别是电影批评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对"暴力美学"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讨。电影的"暴力美学"作为一种理论界说尚处于探讨之中,并未成型为一种美学理论范畴。"暴力美学"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有其存在的诸多理由,但这种类型片不会成为主流电影或电影的主流。"暴力美学"作为一种批评现象有待继续深化、理论化。     

浅析巴赞电影理论的译介与意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界一直努力引介西方先进的电影理论，希望藉此来引领中国电影的长足快速地发展。本文借阐述对世界电影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o巴赞进入中国电影界的历程，来试图解读中国电影人在上个世纪为中国电影做出的努力以及译介巴赞对中国电影产生的历史意义。     

后"阿凡达":电影艺术媒介特性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国内受"欧陆传统"电影理论的影响,电影语言学或电影文化学代替了电影学的研究,理论的滞后和实践的活跃矛盾重重.一方面,巴赞理论只是起到奠基作用,其非系统性和时代局限都有待再阐释;另一方面,创作界推出的轰动全球的科幻电影史诗巨作<阿凡达>对电影媒介特性进行了完美展示,客观上要求理论界对此予以回应.在"英美传统"中的认知理论回归电影本体研究的背景下,分析电影<阿凡达>的空间拓展和形式美学,以期重返巴赞"实在"论研究.继续经典电影理论的追问.同时从创作和接受两重视角建构的电影媒介特殊性出发,探讨电影艺术的本质.     

巴赞纪实主义电影理论及其论述逻辑

安德烈·巴赞是法国战后现代电影理论的一代宗师,其理论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影理论的基础,并为世界电影的发展指明了进一步的方向。巴赞的贡献巨大,其文章《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所开创的纪实主义电影理论与苏联蒙太奇电影理论共同构成经典电影理论的两座高峰。巴赞纪实主义理论的两大部分“电影影像本体论”与“电影语言进化论”以艺术史的视角,详细解释了电影的本体,以及电影本体与电影语言演进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独特的论述逻辑与框架。     

后现代媒介的“卡通化”美学原则

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文化整体进入后现代语境阶段,人类媒介选择发生重大改变。卡通影像被再度关注进而衍化为统摄创作与审美的卡通化原则。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作为体现这一变化的大片类型,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映现了衍化的纹理。其类型生成、流变的历程与超能力奇观的银幕呈显,展现了"卡通化"作为商业美学原则独特的审美机制和美学现象。     

对巴赞写实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思考

可以从三个方面阐述和评价巴赞理论的得失。一、许多电影理论家在阐释巴赞写实主义理论和爱森斯坦画面主义理论时都有一种倾向:把两者反向地推得很远。这两种理论都是在电影实践中产生并为电影本身服务的,“长镜头”和“蒙太奇”都应看作是电影的表现手段,各自都有杰出的成就,它们是可以融洽的。巴赞整个理论的骨架是严密和完整的。他在对斯特劳亨、弗拉哈迪、雷诺阿及奧逊·威尔斯的长镜头的肯定中,总结出电影的照相纪录本性。他看到“摄影”是“唯一不介入人工”的艺术,电影的本性自然在于真实地纪录现实原貌,电影是真实的艺术,而     

“新世俗神话”与“泛审美”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作为大众艺术的电影无可回避地承受了"泛审美"的历史和时代命运.电影形态的变革在不断的分化中重组、融合.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主流与边缘在整合与圆融中建构当代电影的新世俗神话,通过"泛审美"的美学关联,实现艺术与大众、市场的良性互动.     

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互文性关系探析

新世纪初,台湾"后新电影"浪潮的崛起,不仅重新点燃了台湾影业的复兴之火,而且也极大激发了大陆、香港新生代导演美学观念革新的步伐。新世纪的台湾"后新电影"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呈现出相互指涉的互文性关系。笔者认为,台湾"后新电影"运动以"原画复现"的形式映现出"新电影"的艺术探索印痕,并以新生代的成长叙事表征着"新电影"的文化内蕴。台湾"后新电影"导演深受"新电影"导演创作观念的影响,体现为魏德圣、戴立忍、钮承泽、陈怀恩等导演对"新电影"核心导演创作经验的承续。台湾"后新电影"的"太超过世代"意义,体现为新生代导演在承续"新电影"经验基础上,实现了对"新电影"美学的整体超越。本文通过梳理三十年间台湾"新电影""后新电影"运动传承与流变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台湾"后新电影"与"新电影"运动美学经验的同异,以期为当代台湾艺术电影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当下"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成果的参照。     

实践探索、理论集成与传统承继 ——再谈共同体美学的三个维度

共同体美学作为电影美学的新方向,具有三个重要品质：其一是实践性,即同步追踪电影实践的新发展、新可能,包括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的发展变化对电影的影响,以及电影科技尤其是电影高科技如数字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对电影的深刻影响乃至改写与重写。其二是集大成,即要批判性、创造性、建设性、整合性地继承过去电影理论研究、美学理论研究当中有价值的成果。其三是承继性,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继承与转化,也是与世界电影精神互通的产物。或许,共同体美学可以提供一种理论方法、理论构架、理论模型,开拓具有强大包容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理论空间、理论张力、理论境界。     

“十七年”中国电影中的基本美学形态与国家意志

在“十七年”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电影创作虽然几经起落，但始终呈现出明显的教化意味与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导向，其电影美学形态演化在体现现实复杂性的同时，也呈现出高度的国家意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