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浅论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演变

法治作为一种与人治相对的治国方略,是指在治理国家中,法律居于统治地位,任何人都要服从公正的法律.法制强调的是法律制度本身,任何阶级社会都会有"法制",但不一定有"法治".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其法律思想经历了从"法制"向"法治"的演变.他前期主张"法制",强调用法律来巩固和维护执政党的地位与利益;后期主张"法治",强调法律主治.     

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成法治国家

人治和法治是治国的两种政治思想,或者说是治国安邦的两种方式。人治即人伦之治,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和治国之本。人治集中体现于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统治者的贤明是治国的关键。法治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     

法治理念的再检讨——读李建华、曹刚先生《法律伦理学》

“德法”之争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历史话题。在历史中,人们总习惯于举其一,而废其二,使二者相对立,这正是中国社会陷入人治的缘由。对于人们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法的废黜,一部分人为非作歹、恣意妄为,而一部分人则任人宰割、公民的基本权利无以保障。人治的恐怖造成的社会灾难让我们记忆犹新,畏惧人治的历史灾难而崇尚法治便成为时下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是倡导德治抑或是倡导法治似乎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时代的进步,是人类制度文明发展的使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仅依靠法律并不能使社会…     

总结经验教训 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我校法律系召开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会

最近,法律系教师举行了法制与人治专题讨论会。到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法治与人治之争的实质和意义,以及我们国家实行法治的必要性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洪仁玕--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

中国法律近代化，即从古代传统封建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中国法律近代化是从清末变法修律开始的，沈家本、伍廷芳等是中国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的最早实践者。而在此前约半个世纪的洪仁　，却是在思想上主张中国法律近代化的第一人。其主要内容与基本表征是：一、由人治到人治与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相结合；二、由法律保护封建自然经济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三、由刑、法、律到法律，由专制主义、惩罚主义到人道主义、法治主义。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比较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都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因而其法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者在为何实行法治（法治的理论基础）、如何实现法治（法治的主要内容）以及通过法治要达到什么目标（法治的最终目的）等许多方面尚存在重大分歧。分析、研究两者的异同及其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柏拉图与当代政治文明

柏拉图的治国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变化。前期他主张贤人治国,后期则主张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柏拉图的治国思想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体现了一位哲学家对真理的热爱与执著。重新考察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结经验教训 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我校法律系召开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会

最近,法律系教师举行了法制与人治专题讨论会。到会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就法治与人治之争的实质和意义,以及我们国家实行法治的必要性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同志们在发言中指出,在我国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是关系到人民民主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国家兴衰乃至民族存亡的重大法学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主要的历史教训加以肯定是非     

儒法斗争是人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吗?

在法学界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讨论中,有些同志认为,我国古代的儒法两家分别是人治与法治主张的代表,儒法斗争反映了人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法的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于古今历史,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政治生活。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国应与世界法律文化协调发展

当代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法治建设应根据本国国情将外来法与本土法结合起来,以本土法为基础对其进行分析、扬弃和改革。目前,我国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应将传统法律文化作为我国实现法治的根基,引进、借鉴外国法律制度,不断总结完善我国的经验,特别是西方法的主体意识、权利本位和尊重人权等方面,正是我国法律文化应该充实和改革的方面。同时,在移植外国法律制度时还应注重其理念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深刻领会该制度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     

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论中国法治国家之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历史必然性，又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甚至会偶有曲折性。法治国家建设的沉重历史包袱是顽固的人治传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得以开通，但征途艰难在所难免，目前需做好以下工作：抓紧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创造高度的民主政治制度，努力消除封建人治残余；切实贯彻法律至上原则；努力培植大众法律文化     

论法治意识

法治秩序与境界的确立,有赖于法治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三个层面的一体椎进与彼此互动,其中公民法治意识,是公民对法律有充分认知、信任、依赖且以法律信仰为最高境界的国民精神状态,它作为法治主休内在的素质和精神动力,在中国传统人治社会转型现代法治社会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之,加快培植口民的法治意识,是决定法治国家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     

“礼俗社会”的法治建设

中国是典型的礼俗社会.在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下,凡事以"关系"优先,"人情"甚至大于法律.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正是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亚里士多德现实主义法哲学辨析

在法律文化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座丰碑,其现实主义法哲学意蕴丰富。本文通过考察其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法律是人类文明生活的核心要素和基础、立足于中庸的法律正义、法治优于人治等方面,指出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治优于人治等现实主义法哲学思想,不仅是法律史的遗产,而且是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石。亚里士多德是人类当之无愧的导师     

民间法与国家法关系纬度探究——兼论中国法治建设进路

民间法作为一个渐进发展的规则集合体,由于它的自生自发性和回应性决定了它在我国由三种样态构成。基于民间法的特征,使得其与国家法存在广场效应与剧场效应的对立及两种语境之争,我国法治建设进路中存在着“双重社会”模式这样一个最大的国情,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加强行政执法与法官审判中的法律解释等四个方面来达致民间法与国家法在中国社会与法律的顺利转型中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