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孟轲的"四善"论

孟轲从一个儒家的"私淑"弟子成就为儒家学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确立"亚圣"地位,主要得力于他的善性、善养、善政、善教的"四善"主张.孟轲的善性论,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普及提供了依据;善养浩然之气说,为"义"找到了一个落实处;善政即仁政说,将孔子的"为仁"重心,从个体移向整个社会,使"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功能;善教说,则为封建统治者指示了"王天下"的最佳途径.     

“民贵君轻”说解析——与李珺平先生商榷

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并非视民为“工具”,而是认为民的价值高于社稷和君主。儒家所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即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战国时期,孟子劝说诸侯国君行仁政而“王天下”,故孟子并非“尊天子贬诸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从政治体制上说,它是与民主制相对立的,这是其历史的局限,但不可否认儒家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因此,在民本思想中亦蕴含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在中国近现代的民主进程中,传统的民本思想被扬弃：一方面,与其结合在一起的君主制被否定;另一方面,其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的思想被继承。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孟子王道理念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

孟子的王道理念是战国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针对战国中期霸道横行的现实所发明,以民贵君轻为自己的特色和核心要义,提出推恩及民为其抽象实践法则,最终要达到民富且教的人间盛世。王道理念就是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民贵君轻,推恩及民,民富且教四个有机联系环节所构建的内在逻辑自洽的政治理想范型。在当今社会,思考探讨王道理念当代价值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再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的问题——意识形态视野下的"人""民"关系初探

在意识形态的视野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三种先在的愚民政策说、一声叹惜说及民主精神说.这让"人"和"民"、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巨大张力充分显露,使得人生在世的有限性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根源能够有机会得到展示.由区分而来的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它是美的,有其普适性,鼓励人们在自己独特的个性生存中不断超越,以通达无限,追梦美好生活.或许,由之我们可以走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     

"天子之孝"与中国古代政治调节理论——以唐玄宗为中心的考察

从传统中国,"天子之孝"是专为帝王设置的臣子规范.唐玄宗是以帝王身份推崇并实践"天子之孝"的典型.他不仅亲注<孝经>,阐释"天子之孝"的基本内涵,并且身体力行,安定社稷,德治天下.他以"天子之孝"将自己装扮成为中华主流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继承者,论证了帝位的合法性,增强了"以孝治天下"的说服力和可能性.通观整个帝制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调节理论,"天子之孝"是一种普遍的帝王意识,属于统治思想的范畴.它既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对王权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王权的制约作用.     

周公"摄政称王"及其与儒家政治哲学的几个问题

儒家肯定的周公"摄政称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判断,而是与儒家政治哲学相关的理论问题.儒家肯定周公摄政称王,因为这是儒家素王说或王鲁说的理论前提.与周公相关的<周礼>之所以能够在后世政治中产生变革意义,就在于它是周公践天子位后制礼作乐的产物.从围绕王安石变法所展开的争论中可以看到周公摄政称王是<周礼>一书具有变革意义的理论前提.     

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西方自由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合

如何推进西方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沟通融合,是我们探讨中的话题,也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必须要考虑和面对的问题.本论文提出以"自由"为价值导向,人格完善与制度建设双向推进的观点.以自由作为中西文化通约的基点.充分发掘儒家人文资源,创造性地应用于公民的人格塑造,促进现代公民人格的形成:同时积极借鉴西方宪政制度建设经验,建立起市场经济秩序下的法治宪政框架,为民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新时期诗歌二十年论:从"启蒙"、"先锋"到"整合"

新时期诗歌二十年作为一个历时性话题,与其将它视为一种"事后追溯"性的理论概述,毋宁将其理解为对写作与历史关系的再度发现和对前景的不断建构.它不是一个首尾一致、具有自明性的谱系,其本身便包含着自相矛盾和前后错位,只能从一种话语形构的意义上去梳理与检视,把握其从"启蒙"经"先锋"到"整合"的全过程.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内在地禀赋着重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现代社会本质应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康、发达的社会"公共生活"气象;"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髓,它发端于市场活动的内在要求,位于社会最深、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中国市场社会中民众"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品质的培养和化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拓展中国公民的"社会空间";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公共规则"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美德"风范.     

淘"钱"者说

淘钱,收藏古币也. 一淘钱者,今年七十又一,"淘"龄近五十年,堪称老淘. "老淘"淘得的钱多乎哉? 硬币1万多枚,贝币铜币铁币铝币镍币银币……全世界仅有几个国家之币侥幸"漏网";纸钞呢,美元法郎英磅日元卢布马克澳元……大半个地球上使用过的钞票都已在他的收藏册里报到.     

"神韵说"之系统观

神韵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著名的理论命题,就其精神内核而言,大致可以包括诸如韵味、趣味、兴趣、神韵之类的概念(当然,仔细分辨,各概念内涵仍有差异).这是一个曾经令理论家们相当困惑的问题.许多人试图从理论上对它进行阐释,然而结局每每不尽人意.鲁枢元同志曾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概括出"神韵说"的三个特性:1、它是一种形质之外而又超越形质的东西;2、它是一种语言之外而又超越语言的东西;3、它是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无限("有"与"无"的无限),它的存在方式与观照主体密切相关.(参见鲁枢元《"神韵说"与"文学格式塔"》,《文学评论》1987年第三期.)应该说,鲁枢元对"神韵说"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诸如"超然象外,得其环中"、"言有尽而意无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古人论述之精要.     

王廷相的本体学说

<正> 宋明时期,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讲“本体”。程朱讲“以理为本”,陆王讲“以心为本”,张载讲“以气为本”。王廷相在同程朱、陆王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本体论,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横渠理气辨》)他在张载的气本体论的基础上,立足于当时的科学成果,进一步论证说: 两仪未判,太虚固气也;天地既生,中虚亦气也,是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是故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清通而不可为象也,太和氤氲,万物化醇,生生而不容以息也。其性命之本原乎! (《慎言·乾运篇》) 气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气返而游散,归乎太虚之体也。是故气有聚散,无灭息。雨水之始,气化也;得火之炎,复蒸而为气。草木之生,气结也;得火之灼,复化而为烟。以形观之,若有有无之分矣,而气之出入于太虚者,初未尝减也。譬冰之于     

"初始性"公民文化的基本特征与公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发展还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始"阶段.它具有如下特征:作为公民文化发展载体的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人们的民主法治素质存在稚嫩性与不平衡性、公民参与形式的直接性和间接性并存、公民文化的结构具有不稳定性.在公民文化发展的"初始"阶段,我们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为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提供成熟的平台与基础;要做好传统文化中优秀公民文化资源的发掘、继承工作;要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众的民主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加强民主技能的训练,提高公众的理性参与能力.     

"天将以夫子为本铎"中的"将"

《论语·八佾》中有这么一段话:"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中的"将",一般都解释为"将要".例如刘开的《论语补注》中说:"封人不曰‘天以夫子为木铎',而曰‘天将以为木铎',是专言将必得位以行教者矣.若以失位周流为行教,则夫子现在失位,天已使为木铎矣,何‘将以'之有?"显然,刘开认为"将"是表示将来的.     

"群租"整治令与宪法隐私权

近期,上海市政府为整治"群租"方式出台了一系列举措,这些措施涉及到宪法隐私权在公民私生活自主决定权方面的保护.公民与谁合租,以何种方式合租,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受宪法隐私权的保护.国家除非出于更为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否则不能对公民的私生活横加干涉.群租方式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隐患,完全可以采取社会成本较小的措施来消除,而大可不必去直接限制群租.上海市以"禁"代"治"、以"限"代"管"的做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隐私权,应属违宪.     

两种"距离",两种"审美现代性"——以布洛和齐美尔为例

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距离"是一个老话题了,似乎烂熟到无话可讲的地步。但是,如果把距离问题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与由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审美现代性"联系起来,那么它对于我们的意义却远未穷尽。本文以布洛和齐美尔的距离说为例,提出了两种"距离",即"艺术的距离"和"社会的距离",相应地提出了两种"审美现代性",即"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和"社会的审美现代性",从而展示了"距离"与当代生活的相关性。     

"重读马克思":可能性及其限度

表面看来,"重读马克思"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学问题.倘若这样,我们只须揭示马克思"文本"所给出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及其边界就足够了.但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重读马克思"具有远比解释学含义广泛而深刻得多的性质.它所涉及的真正问题在于对马克思思想之哲学性的恰当确认.     

论"即物穷理"之"即"

在对"即物"说的研究中,通过对"即"字的字源学与语用学分析,认为"即"这个字的源初意义在于:在共同在场中的不断去远,并且进入……之中,与……融合为一。以此为出发点,重新阐释了"即物穷理"说、"即物以物物"说以及与"即"相关的一些哲学命题,指出"即物"说体现着一种与物合一,切入事物本身之存在的思维方式,也是人达到"物物而不物与物"这一境界的唯一手段。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

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自始保持着对陷入"现代化框架"的警惕."良性互动说"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学者反思和超越西方公民社会研究范式的努力,但它更接近于一种理想模式,现实解释力不足.建立在范例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团主义、自主与镶嵌、分类控制等理论同样存在局限性.浙江温州商会的发展表明,中国公民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温州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民间传统和民营经济自发生长,在地方政府支持和培育下快速发展,兼具自主性与依附性,与政府结成了稳定的合作互动关系.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一种"温州模式"表明,温州经验具有某种特殊性,同时也具有一些可推广的成分;它还表明,经由这一模式,中国公民社会研究有可能超越现有争论,形成新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