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旅行社的“兼业”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与我国的旅行社相比,日本的旅行社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如经营规范、专业化程度不高及兼业现象普遍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营旅行社的主体广泛繁杂、创办旅行社的资质要求相对较低。由于竞争激烈,旅行社的利润收入偏低,许多旅行社不得不靠兼营其他业务来维持运营。通过对Et本旅行社的类别、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等的分析,探讨了它兼业现象普遍、专业化程度不高的根源。     

新中国教科书多样化的开端——“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制度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教科书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开始走向多样化。在原国家教委的统筹规划下,产生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总体来看,"八套半"教科书具有全新的编辑思想,多元的编辑队伍,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学内容,灵活多样的编写形式等特点,对推进义务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及其反思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乌托邦想象和潜意识的精神结构。＂文革＂语言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镜像再现。＂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风格四个方面,研究＂文革＂语言可以透视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情感,了解＂人说语言＂与＂语言说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如何通过人际交流参与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轨迹。     

从华严宗“一多”关系到朱熹的“理一分殊”——试论儒佛之异同

(一 )“一”和“多”的范畴贯穿着中国哲学史的始终 ,“宇宙人生一切事理 ,均可按一多关系 ,简单归纳 ,要言不繁 ,朗若列眉。”1佛教华严宗和禅宗都提出过“一多”范畴 ,并且论证了一多相摄的关系。华严宗认为 :在觉悟者看来 ,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事物与事物之间、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法藏在描述法界缘起时说 :“初义者 ,圆融自在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不可说其相状耳。”2 “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是华严宗表述相即观念的基本命题 :“一”指一事物 ,即佛身 ;“一切”是指其他一切事物 ,即众生。这一命题的意思是 ,一事物…     

语言的逻辑与“逻辑”（Logos）的语言——简析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语言观的批判

指出逻辑主义、工具主义语言观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是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重中之重。在他看来,非形而上学的语言理解和逻各斯的原初含义息息相关。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把语言当作固定的对象物和符号系统,是人类语法逻辑的展现。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不是逻辑和理性的系统,而是古希腊“逻辑”（Logos）意义上的“聚集”和显现,是非形而上学的、主客一体的原初“发声”。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祖鼓：家人“哈戎”仪式的主导象征——以黔东南州黄平县枫香寨为例

象征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象征问题时,总会寻找处于核心、关键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事项或文化元素,藉此来探讨和阐释仪式的象征意义。文章以枫香寨家人的＂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运用仪式主导象征理论,尝试探讨家＂祖鼓＂在＂哈戎＂仪式过程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主导象征意义。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     

“入世”对中国银行业法律制度的影响及其完善

《服务贸易总协定》、《全球金融服务协议》、《金融服务附录》等是WTO金融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中国“人世”议定书对银行业作出了具体承诺.“入世”对我国以“三大银行业法律”为基础法律框架的形成及以“三大银行业法规、规章”为核心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面开放”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法律制度存在不足,诸如：僵化的分业经营模式,缺失的存款保险制度及低效的银行业监管制度,严重削弱了与外资银行博弈中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我国银行业应实行混合经营模式,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监管制度.     

孙绍振的美学之“酷”和经典之“眼”——兼论与夏志清经典之“眼”的相关重叠

孙绍振在解读诸多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本身,如今也成了经典。谓予不信,建议认真读一读孙氏最新著作《演说经典之美》,有眼光的读者读后可能会大致以为此言不虚。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演说”经典也是演说,除了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孙氏演说的精神风采之外,     

试论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

“理一分殊”不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理学中扮演着方法论的角色。程朱利用“理一分殊”解决了宇宙的生成论问题和本体论问题,使理学成为一种更为缜密、完善、思辨性更强的哲学思想体系。     

谈对比语言学及其研究方法——对比语言“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研究

论述了国外对比语言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及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转换生成语言学方法和综合性的方法。指出了语言研究应由“表层结构”向“深层结构”转换,通过循序渐进的层次对比研究,抓住寓于语言深部的综合特征,从而准确把握对比中的语言特征,充分发挥对比语言的对策性。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与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一种值得辨析的混淆

新世纪以来,在文化研究持续影响下,中国文论界关于学科性质的反思正趋深入。但各种相关讨论时常微妙地混淆着"理论"一词作为日常语言的意义与作为学术语言的意义,从而妨碍着持不同立场的学者间对话的有效性。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在希腊语言与拉丁语言中都并不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而是一种超越常识却最终仍回归着常识、联系着实践、实现着抽象逻辑与生活世界的有机统一的思想活动,在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层面上,分别具有不同特征。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则是20世纪西方文论发展中一个特定阶段,需要被置于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这一错综学术嬗变格局中,主要从文化批评理论的角度加以特定的理解。两种语言意义最为根本的区别在于:在日常语言中,文学理论是理论的一部分;在学术语言中,理论则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经此辨析,这两种语言意义才可互为参照系,实现在"理论之后"背景下的有效互补,从而发展出我们自己面向新世纪、具有积极前景的后理论。     

从“是什么”到“不可说就应当沉默”——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一种解读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就是从“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走向“沉默”的历史。其中 ,有在“存在者”中寻找“是什么”的根据的本体论的努力 ,有用“是什么”去捕捉“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企图 ,有试图超越“存在者”与“存在”本身不可同一的设想 ;还有的为用“是什么”只能说什么划定界限 ,但最后都不得不面对“是什么”的言说方式与“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悖论而走向“沉默”。历史给了我们在形而上学的命运中重新解读马克思的现代意义的契机 ,因为面对形而上学的“沉默”悖论 ,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哲学”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选择     

“成为一只蝙蝠可能是什么样子?”——对意识“难问题”的一种破解

意识的难问题又称为世界之结。为破解这一难题,历史上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破解之道。在众多的解谜方案中,著名脑科学家G.埃德尔曼的动态核心假说对意识的难问题作了独特的破解与诠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朱熹“理一分殊”问题中的二重性思辨——从《朱子哲学研究》相关探讨的不足与限度谈起

学界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为典范代表的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探讨大都遗漏掉了"理气问题为何决定着理一分殊问题"这一关键发问,因此导致了诸多耽搁。《朱子哲学研究》的理一分殊专题研究存在两类问题:其一,该研究始终只是在试图解析理一分殊问题的"复杂性"(含义),而没有真正思考该问题的"重要性"(意义);其二,该研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义理分析未能真正阐明理一分殊问题与理气问题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朱熹的理气问题乃是理之二重性问题,是终极视野中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故其必然决定了理一分殊问题在不同向度上的含义与意义。理一分殊问题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暗示出,理气问题如同通过其二重性思辨而构筑了一条关键道路,"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气同异"等问题乃是这同一道路的不同展示方式。所以,使得朱子成为古典中国最具严格哲思品性的独一无二之思想家的关键,就在于其对"理之二重性"的精思细证与丰富阐释。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问题视野中对这种二重性展开思辨,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才能得到真正透视,进而将引领我们重新领悟在本己哲思道路上的处境与未来。     

话语权回归与制度再造——“三农”问题的社会学之解

本文认为分割、剥夺、歧视是“三农”问题的主因,农民话语权缺失和制度缺陷是根源;根本出路在于话语权的回归和制度再造。这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农民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