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蒙疆政权的司法体系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伪蒙疆政权司法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客观剖析伪蒙疆政权司法制度,厘清蒙疆地区司法制度近代化的线索,旨在揭示伪蒙疆政权司法机关作为日本殖民统治工具的本质.     

伪蒙疆蒙古毛皮股份有限公司始末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树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的羊毛资源,实行羊毛统制政策。从伪蒙疆政权出现到其崩溃,日本在该地区的羊毛收购统制机构先后经历了蒙疆羊毛同业会、驻蒙军、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等三个收购阶段。1943年9月设立的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紧掠夺搜刮该地区羊毛资源。     

以《庸报》为中心浅谈日本与伪蒙疆政权的关系

《庸报》制造1937年德王访问伪满洲国的假新闻,意在借其威望使蒙古族民众接受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否认内蒙古“独立建国”;代表关东军的利益,《庸报》大肆渲染蒙疆地区的特殊性。直至汪伪政权成立后,伪蒙疆政权仍是表面隶属而实际高度“自治”的特殊政权;日本假借《庸报》,以宣传吴鹤龄赴日睦邻为借口,将吴氏长期驱逐至日本,深刻揭示出日本的统治方式及对伪蒙疆政权人事的掌控;《庸报》对日本驻蒙兵团只字不提,目的在于掩盖其武力殖民统治内蒙古地区的真相。     

伪蒙疆政权的立法

为巩固在蒙疆地区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伪蒙疆政权制定了各种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涉及金融、货币、财政、税收、交通、劳动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蒙疆地区推行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工具。     

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法律制度

为掠取蒙疆地区丰富的资源,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物资统制政策,指使伪蒙疆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对统制物资的种类、输出入、价格、生产等均做出明确规定。物资统制法律制度的实施严重阻碍了蒙疆地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蒙疆地区农牧业经济的破产,给蒙疆地区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     

蒙疆羊毛同业会始末考

日本成立伪蒙疆政权后,为了掠夺该地区的羊毛资源,实行羊毛统一控制政策。其中羊毛收购是羊毛统一控制政策的重点。从蒙疆政权出现到其崩溃,日本在该地区的羊毛收购统一控制机构几经变化,先后经历了蒙疆羊毛同业会、驻蒙军、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等收购阶段。根据在日本搜集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可以对蒙疆羊毛同业会的成立背景、目的、收购活动以及解散原因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揭露日本掠夺该地区羊毛资源之真象。     

伪蒙疆政权时期的马产振兴计划及赛马业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扶植成立了伪蒙疆政权,为达到充分利用该地域马资源服务于战时经济之目的,日本通过伪政权制定了马产振兴计划。其基本方针为:在增产的同时欲进行改良;此外,通过举办赛马会,力图促进马产计划,并达到把握民心之目的。但该计划在改良方面并无多大实绩。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伪蒙疆政权时期一直在进行马改良,只在赛马事业方面有所作为。     

日寇铁蹄下的蒙疆回族

在近代中国回族史的研究中,伪蒙疆的回民研究尚属薄弱。本文根据当时的日文资料,对处于日寇铁蹄下的蒙疆西北回教联合会和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回教委员会,以及蒙疆回民的宗教生活、人口、教育情况进行了简要叙述     

日本大东亚省西北研究所及其调查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其殖民地和占领地建立了一系列民族研究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民族调查,为殖民占领统治提供政策理论依据.1944年春在伪蒙疆政权首府张家口设立的西北研究所即是其中之一.该研究所成立后,一是与日本民族研究所合作,进行了蒙疆地区内回民现状的实地调查;二是用半年的时间进行了蒙古草原生态和游牧关系的调查,为日本军部的政策立案、宣抚、制定经济掠夺计划作先行性基础理论研究.     

日本在伪蒙疆政权时期的家畜收购输出统制

日本占领蒙疆地域后,为掠夺该地区的畜产资源,实行畜产统制政策,即对家畜及畜产物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实行强制性的政府指令、控制措施。在流通方面对家畜及畜产品的收购、对外输出、价格、加工等方面实行政府统制,其中家畜收购和输出是畜产统制政策的重点之一。当时从事家畜收购输出业务的有家畜输出组合、家畜交易厂、豪利希亚等。本文对以上流通领域的家畜收购输出机构从设置背景、计划及实践活动叙述分析,揭示伪蒙疆政权时期家畜收购输出统制政策的实质。     

论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特点

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游牧封建制在蒙古社会延续了700多年,与西欧和中国内地的封建制度相比,蒙古游牧封建制既具有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横向上整个社会分封为不同的单元,从纵向上看整个社会划分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阶级之间以"阿勒巴"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同时,由于宗教因素和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崇拜,蒙古封建制又具有汗权传承的单一性的特点。通过对蒙古游牧封建制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蒙古历史的发展,也可以了解游牧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环境分析——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为例

对于立法背景的追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立法目的和法律条文,也有助于该立法将来辅助、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施行。拟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之际的立法环境进行剖析,从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化立法、推进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建设等背景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环境,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的立法有所裨益。     

1933～1949年新疆地方立法初探

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地方立法在各地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既是这种力量对比在法制领域内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僻处边陲的新疆省,地方立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时期新疆的地方立法,是在国家立法框架之下的立法,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与边疆治理——以抗战前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宣化为中心

日本满蒙政策的实施及其对内蒙古的侵略,使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弭边患,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蒙古民族的喇嘛教信仰,派喇嘛教领袖章嘉和九世班禅为宣化使,赴内蒙古西部进行宣化。章嘉和九世班禅的宣化活动,对维护蒙疆稳定和团结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 ,俄商违反中俄双方协定向蒙古地区偷运砖茶 ,经过总税务司赫德的核查发现 ,偷运砖茶数量巨大、后果严重 ,垄断了蒙古砖茶市场 ,排挤了华商 ,引起各国的不满。天津海关道提出制定《蒙古税则》以杜绝砖茶私售蒙古、恢复华商活力并增加财政收入。总理衙门以与成案不符 ,流弊滋多批驳。恰值曾纪泽赴俄解决崇厚所签条约的善后之行。他在《圣·彼得堡条约》中满足了俄国在蒙古及我国西北边境贸易的全部要求。这个以满足通商要求换回土地的谈判原则 ,对蒙古地区的损害至大 ,使俄国在蒙古的影响逐渐超过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闹独立 ,其源头之一就在于此     

北洋政府时期的劳动立法问题探析

中国的劳动立法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工厂法、矿山交通劳动法、工会组织法、劳工福利法等方面的法规。这些劳动立法,从理论和制度层面上来讲是一大进步。然而,北洋政府制定劳动法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抑制工人反抗,调和劳资矛盾,维护统治秩序,并未想从根本上改变劳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及其社会地位。因此,北洋政府时期劳动立法的实施成效欠佳,其制度的建设意义远大于对工人保障的实际意义。     

晚清政府外交立法与最高决策权的演变

晚清十年,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之下进行的与外交相关的立法,推进了近代中国的外交最高权力划分的法制化进程:谕旨设立的"新政"统汇之区"督办政务处,开始全面参与最高的外交决策,并进而形成了皇权之下的军机处、督办政务处二元外交决策机制;《钦定宪法大纲》则第一次明确的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皇帝的外交权力范围;《资政院院章》规定了资政院对外交事件的"议决"权,《内阁官制》下的外交行政权表现为皇帝主持下的内阁总理大臣与外务大臣的权力平衡,《弼德院官制》则赋予弼德院对外交事件的顾问权;《十九信条》则最终把外交决策权交给了国会。     

封建农奴制与英格兰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

封建农奴制严重阻碍了英格兰中古时期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限制农业人口向农业之外的非农行业转移,而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对农奴制造成冲击,逐步侵蚀和瓦解封建制度的根基。两者之间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反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