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道”与“覆道”两极的展现——儒家仕隐观政治文化对元代戏曲的影响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总是要反映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的反映具有自身的能动性,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元代是蒙古民族统治时期,中原文明遭到了破坏,汉族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也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同时也为元代戏曲的载道与覆遒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儒家“絮矩之道”及其价值意蕴

“絮矩之道”作为儒家伦理的重要思想。历来为中国传统社会执政者所重视并成为维系人际关系和谐的基本道德法则,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获得了持续的社会认同。大力发掘和倡导“絮矩之道”的内涵及其价值,对于激发人们的主体能动性、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维护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道”的“无名”与“无言”

道的“无名”和“无言”启导了中国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虚实、形神、情景理论,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本文是第一次试图用“无名”、“无言”来分别阐释老子、庄子哲学所包含的诗学意义。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是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而揭示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言志"研究的意义.     

子产之道、术与原始儒家精神

春秋战国恰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作为春秋时代的一代伟人,子产在新旧嬗变时期,怀抱"救世"理想,以"死社稷"的使命担当,注重经世致用,勇于随"时"而"变",使得郑国得以"并立于中国"。子产的政治思想既具有"轴心时代"人文主义先觉特质,也具有高度的实践理性垂范价值:其以追商尊周、崇礼重德传承先哲道、术精髓,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派导夫先路;其以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为儒学之士追求平治天下之事功理想树立典范;其坚持"礼"为体"术"为用理念,进而形成"救时"之急的施政良方,为后世政治家所推重。可以说,子产是春秋时代中原根性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先秦德性文化之"圣贤"人格典范,对后世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论儒家哲学之"道"的实践属性与历史属性

早期儒家之"道"作为哲学范畴的重要特征是具有鲜明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这使得"道"有别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范畴.儒家强调"道不远人","道"不可能脱离人的历史和人的实践而存在.因而儒家重视在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中探求"道",强调"道"在历史之"统"中的活的生命;并且善于运用历史的道说与书写来彰显"道"."道"的历史属性和实践属性体现了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道"与"德"的统一.这使得儒家之"道"与强调辩证的观点和坚持实践立场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找到共同的契合点.     

儒家"忠恕之道"与当代社会调节

"忠恕"是儒家道德学说中重要的理论命题.有<论语>之"忠恕",有<中庸>之"忠恕".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大发展了"忠恕"学说."忠恕"之道有丰富的古代实践,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它的重要功能是发挥社会调节作用.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父子相隐、君臣相讳与即行报官——儒家“亲亲相隐”观念刍议

从"不可坑人害人、应该爱人助人"的正当原则看,孔孟首倡的"父子相隐"、"窃负而逃"是一种不正当的观念,不仅会在"亲亲相隐"中导致为了偏袒自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他人正当权益的"损人利亲"后果,而且会在"官官相护"中导致为了偏袒君主官员及其亲属的不应得私利、不惜损害普通民众正当权益的"损民利君"后果,甚至还会在"大义灭亲"中导致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专制利益、不惜损害自家亲属正当权益的"损亲利君"后果.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守经善道与行权合道:儒家经权思想的伦理意蕴

按照传统学术分类,经在四库中居为首位.尊经、释经、明经、守经是经学时代中华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儒家尊经守经,也力主行权达变,守经行权归根到底在于对"道"的探寻和推崇.守死善道揭示了在价值冲突过程中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行权合道不仅体现了儒家学者守经的价值理性立场.还体现了在具体情境中权变的工具理性智慧,尤其值得珍视.紧扣儒家的"经"与"权"思想,突出价值冲突中的道德选择和具体情境中的权变智慧,揭秘儒家经权的真谛,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试论儒家的“立人之道”

儒家以心性修养而“立人”。仁与义的辩证统一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内在驱力 ,儒家以此为立人之道。其显于世 ,则为礼乐、风俗和法度之建立 ;化于心 ,则为个人道德品格之完善。追本溯源 ,均未出于一阴一阳之道。于此 ,以用中之道分疏而统观之 ,可证全部儒学俱为形上之道的显化。     

朱子对儒家忠恕之道的创造性诠释

朱子认为忠恕之道是先秦儒学传承的核心义理,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忠恕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诠释.他从天地的忠恕、圣人的忠恕和学者的忠恕三个层面理解忠恕之道,分别开显了忠恕之道的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本于仁德发用的恻隐同情之心是忠恕之道的基础,阐述了忠恕之道的心性论依据;认为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忠恕之道与格物致知是相同的为学工夫,但两者表述思路存在很大差别.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自秦汉至魏晋,知识界涌现出一批以《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类书籍,它们具有类似的叙事模式,其思维源头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博物”观念。在先秦儒家的话语中,“物”不仅包含“鸟兽草木”等具体之“物”,还涉及记忆、经验等具体之“事”。作为认知的客体与主体,“物”“我”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动关系,客体“物”的存在是主体认知的外在前提,主体“我”的道德情感则是生成“物”之善恶的关键要素。孔子对于周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哲理化是儒家产生这种思维方式的历史背景。基于此,“博物”遂成为儒家实现“君子人格”理想的重要支点。     

孔孟的“向耻而在”与“成人之道”

孔子道德建构指向着“成人”（理想人格）。成人的品格既有理性自觉（知）的方面,同时又有以仁为核心的诸情意之维。如何获得这些品格,这是孔子所要解决的大问题。在孔子的道德建构中,“耻”发挥着转换中介的作用,外在的规范（礼等）为主体了解后,经过“耻”的认同与呵护,才能为主体所接受与固有,从而成为主体实有诸己的德性。“耻”概念在孟子的“四端”说中得以进一步的发挥,“羞恶之心”概念表明孟子已把“耻”定位为人性之一端,从而为主体接受外在规范提供了内在根据。从孔子对内向性“耻”的重视到孟子对内在性“差恶之心”的宏扬,这条思路无疑为“成人之道”提供了独具特色的解决模式。     

中国古典美学“道”范畴论纲

“道”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原范畴。把“道”范畴置于审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描述“道”范畴从哲学领域向审美与艺术领域延伸的脉络和流变轨程,厘清儒道两家涵指的殊异与审美特征,抉发“道”范畴不同的内涵层次,对于确切把握中国美学其它范畴,昭示中国美学的独特精神,当有助益。